“我抗议”广告声援信（２０００）.docVIP

“我抗议”广告声援信（２０００） 　　“我们，以德报怨，有人，变本加厉” 　　 　　我出生于湖南澧陵，199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海南，现在海南在线网络有限公司当项目经理。 　　事情的起缘很偶然。2000年1月19日晚，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说到几天后日本右翼分子将在大阪举行主题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大家十分气愤。日本政府说，大阪的集会是一种“民间行为”，政府不好加以干预。对此，当时有人提到，我们可否也用一种“民间行为”来表明我们的态度，使我们的义愤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日本右翼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我愤怒，我再不能沉默了。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登广告的形式把这种态度表达出来？在我的印象中，个人广告一般都是征婚广告或寻人启事，所以我打电话到《中华工商时报》询问此事，没想到报社对我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 　　广告费是我自己掏的，广告词也是我自己设计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操作。公司的同事和领导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我的父母事先也不知道此事。为了避免误会，我在接受省外、境外媒体的电话采访时均不透露单位名称，也不愿谈及个人详情。 　　我的祖父年轻时挨过日本兵的枪子儿。这是我公开表达抗议的原因之一，但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件事，很多中国人都会有所体会，我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而不是个人的私愤。 　　1月20日上午10时，我给北京《中华工商时报》打了电话。我说我是《中华工商时报》的一名读者。我对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非常气愤，能不能通过你们的广告版面表达一下我这种气愤的心情…… 　　接电话的是报社的李冰，能不能发布这样的广告，他心里也没底。中国报纸上还没有刊登过这样反映个人观点的广告。他又不愿意简单地回绝我，他觉得他有义务帮助我。 　　下午，李冰收到我发去的广告的传真后，立即找到了报社主管广告的社长助理孟祥林。“登！”孟祥林的反应很坚决，为了稳妥，他们查了相关的广告法内容，还咨询了有关部门。 　　经过征求各方意见后，社领导作出了最后决定：刊登这则自然人广告；报社只收不足四分之一的广告费用：2.5万元。1月21日晚，李冰向我说明了报社的意见。我欣然同意。 　　晚7点，根据我传去的广告词，报社做出了广告版样。看着黑底反白“我抗议”三个大字，李冰说他心里非常激动。我对他们的广告设计也非常欣赏。23日，广告刊出。反响强烈。 　　为什么要选择《中华工商时报》呢？我有两大考虑：一、这是张首都的报纸，影响面可能要大些；二、这是张带有民间色彩的报纸，与我的“民间行为”相吻合。 　　2.5万元，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不算个小数目了，我知道，我必须付出代价，我也清楚知道，这种事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有一位老板去年花了十几万在湖南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整版征婚广告。与这位老板比起来，我花的钱当然更有意义些。我不是老板，不过这笔钱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就不足以表明我的愤慨，也不足以表达我强烈的抗议。 　　我的父母是湖南株州一家工厂的工人，现已退休在家。对我做的事，他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23日晚北京卫视播了，他们才知道我做了这么大的举动。 　　第二天，二老询问我情况。我告诉父亲：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青年人也许是有点冲动，能在年轻时做这样的事也是值得回忆的。父母亲在电话的那一头马上表示理解和支持，父亲说：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去年11月份才开始运作的新公司，我负责的项目也正处于紧张筹备之中。广告刊出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北京电视台当晚就播出这一新闻。24日，《北京青年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甚至连境外媒体凤凰卫视、《联合早报》等都作了报道。打电话找我和要来采访的人也很多。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影响。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尽管如此，我们都很支持你。公司的同事事先都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大家从网站上获悉后，都很感动。 　　毕业于黄浦军校第十六期的一位退休老干部几经周折，打电话找到我，表示将无偿给我寄来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材料。我还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一位南京市民说：“我弟弟是由一名南京的老人带大的。这位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可惜她前年去世了。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她讲那段历史的片段，但不知道那就是――南京大屠杀！”他还说：“我认为，您是一个英雄！” 　　一位上海女青年在来电中写道：“我是个在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女孩，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并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与体会，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日本右翼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 　　一位住在大阪的日本人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对23日发生在大阪的事情觉得很抱歉……我曾经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很震惊……那是所有日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