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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问题之反思 　　【摘要】文学性的问题在当下的重新被提及,我觉得这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次危机。文学的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的模糊,因此我们在对“文学性”的讨论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些需要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性;问题;反思 　　 　　“文学性”概念是由雅各布森第一个提出的。他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1]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的特点,即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扭曲、延续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错位,产生所谓的“陌生化”的效果。 　　而当今“文学性”又被人们提及,是因为当今文学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时代和世俗的社会的到来,使文学走向了终结。如“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盛行,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把文学等同于文化,文学的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变得模糊,文学陷入了迷茫的表征。具体来说,“文学性”问题在当今又受到深切的关注,是有其讨论的必要性,虽说这不关系到文学与文学学科的生死存亡,但是这些现实中的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去面对。 　　第一,“文学性”的泛化现象。“文学性”泛化的主要是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当今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审美过程已遍及整个社会,而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当今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的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使得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化的所谓的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的泛化。”[2]文学的外延的扩展造成了大众视域中文学与非文学的模糊,因此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面对“文学性”问题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如何面对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化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一门最有活力的学科。文艺学领域讨论最激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学边界”的问题,也就是文艺学到底是以研究文学为主,还是以研究文化为主?中国的文艺学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经典阐释到经典阐释。更年轻的学者不愿在受制于古老的体系,而要去阐释活生生的当代文化现实。一些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学研究对经典文本研究到大众文本研究;而否定者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些都是文化工作者应该做的,不是文学研究者应该管的事情文化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基于两种观点,“文学性”的问题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文学性”的重新重视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的模糊,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保卫文学的独立性。但是,在“文学性”的讨论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反对本质主义,切忌用具有某种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用来约束日益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文论界,人们习惯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性,总是试图用一种永恒的概念范畴去界定文学性,不少学者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之间进行徘徊,要么认为文学具有稳定性,有种永恒的意义,要么认为文学性具有不稳定性,是多本质的,如此这样的下去,很难有中国当代学者关于“文学性”的观念的产生。“文学性”是介乎稳定性和非稳定性之间的,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只会使文学性的研究走向一种伪命题的地步。至于其稳定性是不可厚非的,任何一位文学研究者都不会把一部写真集来当作文学想现象来研究。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就非常坚持有一个持久永恒的文学性存在,尽管他没有归纳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用以约束当前的文学,但是这种信念仍然也反映出文学性话题的某种走向。[3]但是如果将“文学性”落到一个亘古不变的概念上,就有一点偏颇之处。自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文学性只是对历史文化学派的一种反拨,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文学作品的本质。力图通过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一个具有普世的文学性概念来,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徒劳。对此,对此约翰?埃利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他说文学就像杂草, 给“文学”下定义与给“杂草”下定义一样困难, “杂草”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它并非指一种固定的植物种类, “什么是杂草?”的问题必须看园地的主人希望长何种植物才能确定, 如果他打算长薰衣草, 那么对他来说狗尾巴草就是杂草, 反之亦然。如果他打算长果树,那么不管是薰衣草还是狗尾巴草就都成了杂草。[4] 　　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因为文学研究先于文学性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因此,“文学性”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