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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赵树理戏剧创作之比较 　　摘要：通过对赵树理与丁玲戏剧创作的比较研究，发现强调“唱”和“演”的戏曲思维使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具有特殊的形式美，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民间文艺气息；而重视人物“说”和“行动”的现代叙事思维使丁玲的话剧创作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也因此与其小说创作追求宏大叙事达成内在的一致。这种差异正好暗示了解放区文学以至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不同资源之间特殊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丁玲；赵树理；戏剧创作；艺术特征；比较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091-04 　　 　　在解放区作家群中，赵树理与丁玲因为小说创作先后成为文艺界的“明星”，读者和研究者对他们小说的关注几十年来始终不衰，却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戏剧创作这一特殊领域。社会阅读选择是文学评论引导的结果，文学研究的视野却不应该被社会阅读的“惯性”所遮蔽，无论是就作家评判的全面性要求而言，还是从现代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整体性来看，既然戏剧创作是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那就必须认真考察和思考这一特殊的创作领域及其作品形态。何况对于赵树理来说，戏曲创作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赵树理与丁玲的戏剧创作之所以有着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在于他们的戏剧观差异正好暗示了解放区文学以至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不同资源，他们对于戏曲与话剧艺术内涵的理解与实践差异，恰又反映了民间文艺传统与新文学传统存在着的深层对话关系。简言之，通过对他们戏剧创作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强调“唱”和“演”的戏曲思维使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具有特殊的形式美，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民间文艺气息；而重视人物“说”和“行动”的现代叙事思维使丁玲的话剧创作更具有理性色彩，并与她在小说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的特点达成内在的一致。 　　丁玲和赵树理对于戏剧的理解差异甚大，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戏剧创作。 　　赵树理所理解和创作的戏剧类型，主要指长期流行在山西长治晋城地区、以上党梆子为代表的上党地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各类戏曲。从1939年至去世，赵树理创作、改编了大小计13个剧本，并且留下了25篇关于戏曲的文艺评论，这在现代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他对于戏曲的音乐、唱腔、表演程式都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评价和创作戏曲非常重视“唱”和“演”。丁玲则是以比较稳定的“现代小说”思维进入话剧创作，虽然和赵树理一样追求“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但她的目光聚焦在以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展示性格冲突与变化上，在戏剧创作中强调人物的“说”和“做”，而且常常不自觉以剧本阅读的方式反思自己和评价他人的戏剧创作。这种差异分别反映了民间艺术和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复杂影响，也折射出现代中国文学的不同叙事传统。 　　赵树理把在农村地区流行的戏曲分为两种，即多演历史故事的“大戏”和主要表现家庭生活内容的“小戏”，而且特别强调“小戏”的艺术价值。他总结了“小戏”的两个特点：其一，故事单纯，往往带点浪漫成分，不过这种浪漫不是惊心动魄，而是异想天开，使人觉得娓娓动听；其二，唱腔虽然简单，却引人入迷，“听进去好像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泛舟，一定也用不着吃力，心情自然随着剧情而荡漾起来。”他认为这种“小戏”的艺术价值在于，能够给劳动者以休息，使他们得到和风细雨式的愉悦和教益，而不是让人大大振奋一下，所以他非常强调地方戏曲对于农民的娱乐功能，一再回忆起农民热爱戏曲的生活细节，即使贫穷，“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 　　基于这些认识，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充分发挥了“唱”的特色，特别重视汲取戏曲的地方特色，使“唱”和“演”充分结合，比较完美地实现了戏曲的艺术表达功能，而又贴合农民观众的接受习惯。《十里店》和《焦裕禄》是赵树理独立创作的上党梆子剧本，非常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于戏曲艺术程式的“本色当行”。在表达音乐与唱腔的衔接时，他延用了传统地方戏曲表达中的“切”、“还腔”、“过”等用语，而且娴熟运用“大开门”、“阴阳板”、“转流水”、“剁板”等乐调变化；在剧情安排方面，他有意识地保留了戏曲脚本的言语声口，比如“斟酒一巡”、“落”、“介”、“屏入”“倒下”等动作术语，以强化戏曲的“本色”风貌。对于一些比较短小的曲词，他也着意点出“唱”的重要性。“小唱剧”《巩固和平》开头就交代：“不布景，不限调，各种地方戏均可唱。”在这一作品中，他主要使用了快板和丝弦两种乐器，也是出于可以到处传唱的目的。较长些的《开渠》，则是以“七字调”为主，参以“打酸枣调”、“钉缸调”，共十一场，每场一韵，既有独唱也有合唱形式。这和当时解放区的戏剧普及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村村有秧歌、人人唱新戏的浓郁氛围使合唱成为当时农村戏剧活动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不同地方戏曲的交流和搬演，赵树理在剧本设计方面作了比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