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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瓷革新 　　19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John Alexander Pope研究了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Topkapi Serayi Muzesi）和伊朗阿德比耳寺（Ardebil Shrine）的重要青花瓷收藏，并发表了他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包含着关于元代青花瓷最早起源的关键性认识。他的分析以伦敦Percival David基金会的两件制作于至正11年（1351年）的祭祀用青花瓷瓶为基础，得出了最早且通常最为精美的青花瓷出现于元代晚期（1330―1368）的结论。在Pope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对于元代青花瓷罐和梅瓶的了解与赏识几乎寥寥无几，而这些瓷器代表着中国陶瓷设计与工艺的重大革命。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收藏家和历史学家对于元代青花瓷的起源一无所知，这首先是由于元代瓷器在中国境内存留甚少。Margaret Medley在1976年出版了关于中国陶瓷的全面研究，其中关于创新性青花瓷的论述详细敏锐，而直到此时，元代的陶瓷革命才成为普遍的认识。今天的中国收藏家刚刚发现这段历史，而大量的误解仍在这个领域大行其道，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通常品质较差的青花瓷上，它们是在元代末期大批量出口到近东和东南亚的出口瓷。1980年以来，特别是近10年里，一批量品质极佳的青花瓷罐与梅瓶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外的重要收藏和艺术市场中。这些瓷器都产自中国，它们使得更为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对这段历史更为谨慎的理解。本文通过考察和比较青花大罐的三个最早实例，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努力，希望开启一扇通向这批独特瓷器真实历史的窗扉。 　　 　　长期以来，众所公认，阔口青花大罐于1340年前后首次出现于景德镇官窑，这代表着釉下彩制瓷技术、器形与设计方面的重大革新。新型的青花瓷改变了中国陶瓷的面貌。新出现的大罐具有典型且突出的外轮廓，罐身最宽阔处位于横向中轴线之上，鼓腹、阔口、窄足，三者之间的对比既和谐又富有张力。与之有些相似的大瓷罐器形最初出现于青花釉下彩产生之前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磁州窑。在韩国新安沿海地区沉没的中国商船上，就发现了以上所述的三类瓷罐，该船沉没于1330年前后驶往日本的航行之中。在商船中打捞出的18,000件瓷器中，许多品质优良的瓷罐都出自最杰出的中国瓷窑，其中包括5000件景德镇青白瓷。然而重要的事实是，其中未见一件青花瓷。但是，近期在元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优雅的青白瓷大罐，该罐产自景德镇，具有鼓胀的外形，器表分为三个装饰带，其中刻有图案。罐口明显小于罐足，它的用途显然与青花大罐不同。上海青浦县的元代任氏墓中曾发现了大批青白瓷、哥窑瓷和枢府瓷，这些瓷器与新安沉船中的瓷器都说明，新型的青花釉下彩瓷器直到1330年之后才被创造出来。汪庆正推测典型的青花瓷最初于“14世纪30年代”出现在景德镇。孔奇写于元代末期的《至正直记》中提到了出自景德镇的元代官窑瓷，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瓷器指的只是枢府瓷，而不不涉及御用青花瓷。 　　1330年，满载瓷器的商船在新安沉没，之后不足二十年，创新性的青花大罐就达到了日臻完美的程度，正如巴黎罐所呈现的那样，并且附有与之相配的特殊勺子与水注，用来饮食马奶酒（kymys或koumis，经发酵的马奶）。此类青花罐优雅和谐、张弛有度的器形、五层纹样装饰以及釉下青花彩技术都是独特的创新。它极其精致的形式感与纹样设计，只有当时景德镇出产的枢府瓷佳作才能与之媲美。较之新安沉船中打捞上来的同类瓷罐的设计，青花大罐装饰纹样所具有的高度创新性显露无遗。即便是环绕器足的传统“莲花瓣”也与那些瓷器明显不同。由此看来，这些优质青花瓷器最初可能产量有限，而且只供元代宫廷所使用。这意味着，具有波浪纹、莲花纹、牡丹纹和鱼纹的青花大罐，以及装饰着相似题材的梅瓶，直到元末才进入大批量生产，它们与成百上千套装饰各种纹样的各式碗、盘、罐、瓶和壶等瓷器，一起出口到近东地区，在红海所发现的瓷器残片证明了这一点。1351年，Percival David收藏中的两件祭祀用大瓶被制作出来，次年，即1351年，蒙古人就失去了景德镇。1340年出现的五纹装饰的新青花大罐已经在技术上达到完美与成熟，而1355年之后，此类瓷罐的制瓷技术与釉下青花彩装饰纹样的迅速衰退，则是一个需要研究与解释的问题。 　　青花大罐与新安沉船磁州罐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元代青花大罐的优雅器形部分地源自磁州瓷传统。新安沉船中的磁州罐器身分为三个装饰带，装饰着涡形花朵纹样和龙纹，为釉下黑彩。磁州罐的独特器形与涡形纹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大甸子村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批史前墓葬，其中出土的一系列大型祭祀用罐可能正是磁州罐器形与纹样的来源。这些陶罐也用于盛放马奶酒，在器形上具有鼓腹、直边阔口以及窄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