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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繁盛之内部成因 　　摘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艺术，元杂剧无论是艺术形式的完美，还是思想内容的深邃，都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已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任何艺术的发展、繁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代多种艺术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成熟起来。元杂剧的繁荣，除了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外，还有其内部基本因素的发展与完善。本文旨在探讨元杂剧繁荣的内部成因。 　　关键词：元杂剧；繁盛；内部成因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7-0026-03 　　 　　我国戏剧史学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元代是我国戏剧艺术空前活跃的时代。据文献记载，当时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杂剧作品达五百余种，出现了许多杂剧艺术创作的团体和许多戏剧活动场所，成为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第一个高峰。元杂剧的繁荣，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但从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繁荣的成因看，必然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元代杂剧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歌舞、百戏等传统艺术的成就，尤其是直接吸收宋杂剧、金院本的舞台艺术成果而发展成熟起来的。因此，探究元杂剧繁荣的原因，应首先了解构成戏曲艺术的内部基本因素。 　　 　　一、传统艺术形式的铺垫 　　 　　1、歌舞艺术的发展 　　“以歌舞演故事”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为戏曲艺术作的简练的描述，中国古代的歌舞乃是中国古代戏剧诸源之头。“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原始时代当然没有戏曲，但是在原始时代却已存在歌舞了。”可见原始时代的歌舞，是中国民间歌舞和民间表演艺术最初的传统。 　　《吕氏春秋》所载“葛天氏之乐”、《礼记?郊特牲》所载之“蜡辞”，这些原始艺术的表演形式都是有歌有舞。从内容上看，虽然带有相当的庆典和宗教色彩，却表现了原始人类的若干思想感情和愿望，也反映出歌舞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们认为歌舞可以娱神、娱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当阶级出现后，以往全民性的歌舞开始成为皇权及贵族所专有的艺术享受。统治者把歌舞音乐作为自身享乐的工具，同时利用歌舞音乐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加强统治。从歌颂大禹治水的《大夏》到赞颂武王伐纣的《大武》，从内容看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随着歌舞艺术逐渐被宫廷所垄断，专职的音乐奴隶出现，宫廷音乐艺术得到发展。这种现象恰恰促进了歌舞艺术的发展，使其从简单的歌舞发展到汉代的相和大曲，一直到唐代燕乐大曲，达到其发展的高峰期，为戏曲音乐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歌舞艺术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唐大曲，为北杂剧音乐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杂剧中吸收大量歌舞大曲音乐是非常明显的。如唐代有《六幺》歌舞大曲，宋代有《崔护六幺》《莺莺六幺》《五子高六幺》等杂剧；唐代有《梁州》歌舞大曲，宋代有《四僧梁州》《食店梁州》等杂剧；唐代有《薄媚》歌舞大曲，宋代有《错取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等杂剧；同样，唐代有《伊州》《渭州》《石州》等歌舞大曲，宋代也有多本杂剧采用它们的曲调。据文献记载，宋杂剧中名为《xx六幺》有20种，《xx梁州》7种，《xx伊州》5种，《xx薄媚》9种，《xx胡渭州》4种，《xx石州》3种之多。由此看出，元杂剧的歌舞艺术得益于唐宋大曲的发展成熟，戏曲因而也具有载歌载舞的特点。 　　 　　2、表演艺术的发展 　　“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中国戏曲的表演因素，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巫和优。前面说过，原始歌舞带有仪式、宗教等迷信色彩，常用于巫术、祭祀等活动，以乐神、乐人。巫即是“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虽然说巫以歌舞为职，然而在其所进行的仪式中，也具备一定的表演成分。“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如傩舞中以方相氏为核心的舞蹈者，即是扮演某种人物、戴着面具而舞，其所戴面具对于后世戏曲脸谱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简单的表演成分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歌舞与表演的最初的传统，因此说“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优”是西周末年由贵族豢养的供其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除了歌舞的本事外，还能模仿别人的言语行动。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载楚国的优孟，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宰相孙叔敖的穿戴动作及说话语气，以致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故从戏剧的角度来说，这和演员扮演角色、表演故事已经很接近了。优的技艺发展到后代“则间演故事”。随着秦汉封建大一统的建立，戏曲表演形式在逐渐成型。“从汉至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古戏剧形态以角抵戏、歌舞戏和参军戏为标志，活跃在宫廷和民间的演出活动当中。” 　　汉代的百戏，是民间演出的歌舞、杂技、武术、戏曲等杂耍、娱乐节目的总称。其中的角抵戏形式为戏曲史家所注目，被一些史论家判定为戏剧形式确立的标志。角抵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