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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增强执政能力 　　【摘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当前我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反腐难成为了各级政府的一个难题。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可以做为提高执政能力、净化干部队伍的重要手段来抓，且应当长抓不懈。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62-02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党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据2008至2010年连续三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统计，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每年在2700人上下，其中在大案要案中落马的不乏厅局级和省部级干部。这些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败坏了我党和政府形象，削弱了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更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恶劣后果。要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增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并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建设一支清正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势在必行。在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作用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对公共行政人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西方行政伦理学认为，公共行政人员的多元角色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代表着一系列的义务和利益，这些义务和利益是任何行政人员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承担和拥有的，但是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例如，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公共行政人员既是政府的雇员，也是纳税人的公仆；公共行政人员既有效忠政府的义务，也有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责任，这种双重的角色发生冲突时会令公共行政人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要解决伦理冲突，不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资源(如法律、组织制度和规章)，还要求行政人员个体积极运用自己的伦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行为，而这种伦理自主性的获得需要通过行政人员个体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如个人的价值观、政治信仰等)，当在面临具体的伦理冲突时，要按照行政伦理的要求，设想出更多的与具体情境相关的道德问题及其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以便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决策方法，只有在这种方法指导下的行动才是负责任的，也才可能是道德的决策。 　　二、我国古代行政伦理观的演变 　　中国有源远流长且几千年传承不断的伦理思想和伦理文化，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扬弃我国古代的行政伦理，对当前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最初的行政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更远。但是，学界通常认为西周是中国伦理文化形成时期，也是伦理政治文化的源头。西周的“德”与“孝”作为其核心的伦理价值观，二者不仅是仅作为价值观念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是作为组织原则，分别与宗族与宗盟相对应。 　　另外，儒家兴起后，其核心概念“礼”与“仁”成为传统行政伦理的理据。礼的概念其实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而且已经成为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到春秋时期，礼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礼崩乐坏”局面。孔子对礼的理解也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文化规范。孔子对“仁”的含义也从多方面做了阐述。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都应该相互仁爱。孔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优良秩序。怎样能达到仁呢?孔子认为“克己”是重要途径。孔子主张以周礼为戒，用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仍然有所启迪。 　　在中国行政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贞观政要》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它不仅把自先秦到唐以来的行政伦理思想融为一炉，具有全面性、综合性的特点，而且能够把行政伦理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使之进一步理念化和系统化，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民本思想、择官的标准、倡导廉政奉公等思想至今通行。 　　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主要规范中，忠、信、廉、智是其中重要的伦理规范。忠既包括对王命的勤勉，也对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信，也是传统行政伦理中重要的美德之一。治国需要取信于民，为人处事需取信于朋友，无信则万事不立。廉，这一伦理规范主要是对官吏提出的。可以说，廉是为政之本、为官之本。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人民公仆”，拿人民的钱，却不为人民谋利益，反而挥霍浪费人民财产，最终成为“人民公敌”。智就是理性知识。意味着官吏们从事政治实践应该明确认识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能做到这些才是为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