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docVIP

　　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 本文 研究 的课题应介于 艺术 社会 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问题 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 分析 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 政治 的关系，探讨在 中国 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 目前 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 三、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 艺术 史的一些启迪 联系当下 中国 艺术 发展 的多元局面，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某些现象可以获得一些启迪。首先，“现实主义”并非写实主义的同义词。“‘现实主义’一词确实完全泄露出的是一种只属于19世纪中期的妄想——妄想它已经发现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解开现实之谜。不管怎么说，19世纪现实主义确实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与之前及之后的所有写实表现有所不同。”(16)应该说，我们早就抛弃了那种以艺术来“解开现实之谜”的想法，但是我们缺少的也正是这种严肃的立场。其次，正如琳达·诺克林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与所处 时代 的 社会 和 政治 问题 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17)诺克林接着以库尔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创作为例，认为库尔贝的《采石工》等作品在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对社会不义的控诉上，并非是显豁的、外露的，他的作品中的社会煽动性、在巴黎沙龙展上令资产阶级大为震惊的是对当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以大幅画面的规模为特征的形式创新。他的画并非是对社会原则的直接宣示，仅是因为其规模、风格和题材而被视为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威胁，并因而与当时的左翼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18)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以画领袖肖像的规模和风格处理这一题材，情感上的审美倾向迅速转换为社会政治的呼声。 诺克林认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注并不必然牵涉对社会目标的公开陈述或对恶劣政治状况的公然抗议。但仅就当时的‘转译面貌、风俗’这项意图而言，就已经暗指出一种对当代社会状况的具体牵涉，甚且因此或许就能造成对现存价值及现存权力体系的一种威胁——威力之强，甚至有如投下一枚炸弹。”(19)因此，我们不一定只能在以艺术创作为社会革命的途径的艺术家中间寻觅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比如新印象派画家西涅克就认为：“社会学中的正义，与艺术中的和谐，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画家并不是以创作无政府主义绘画为志向的人，而是不求名、不求利，用尽个人一切力量以借个人艺术创造来与官方中产阶级成规对抗的人”(20) 可是，今天的艺术家仅依靠规模、风格是很难被视为一种力量了，只有在题材方面，由于政治禁忌的无处不在而显得继续具有敏感性。也恰好是在题材方面，体制与商业的联手使艺术家的批判锋芒难以显露。比如，对于死亡题材的忘却似乎是中国当前艺术家们的通病。死亡事件是社会生活中的恒常现象，死亡题材是人类艺术中的永恒主题之一，然而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却受到了漠视。返观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政治性的死亡事件多被关注和表现。在诺克林的著作中 分析 到的就有马奈的《枪毙马克西米连皇帝》（1867年）和《内战》（1871年，表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街头处决）；戈雅的《1808年5月3日：起义者被枪杀》（1814年）；杜米埃《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诺南街》（1834年）；门采尔的《三月革命受难者的公开葬礼》（1848年）；佚名石版画家的《穿越路障》（出自《1848年6月战斗会议录》系列石版画）；梅索尼埃《路障，1848年6月蒙蒂尔利街》（1848年）等。除了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中的死亡以外，在日常劳动生活中的死亡更是常见，然而我们很少有艺术家去关心这类题材。韦拉的《劳动牺牲者》（约1882年）表现的就是矿难题材。 我们曾熟悉的艺术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在今天的艺术中已无法再具有整体性的美感。欧洲1848年革命在艺术史上产生的一个重要 影响 是工人阶级成为被严肃地、朴实地表现的对象，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成为现实主义艺术中的主要形象。(21)库尔贝的《采石工》（1849年）以最质朴、最有力、最诚实的手法表现出劳动的艰辛。“库尔贝事实上是对当代提出批判，对‘采石工和石头一样低贱’的时代提出批判。”(22)赫尔科默的《罢工》（1891年）则直接把画笔切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是对剥削与反剥削这个极富当代性意味的主题的有力揭示。另外，法尔兹爵士的《申请入流民收容所》（1874年）以较大的画幅（142.5×247.8厘米）使无家可归者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