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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公共管理中的行为失范及其矫正 摘要：高等 教育 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是高等教育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公共性是衡量高等教育公共管理基本的规范价值尺度。高等教育公共性受到现实挑战的因素很多，其中有观念性因素、资源性因素、 政治 性因素，也有公共管理本身的因素。管理主义盛行、管理伦理不端，是高等教育公共管理中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改善高等教育公共管理，需要树立正确的管理价值观，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和权力约束机制，推进 社会 治理。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行为 一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现象或者教育活动，具有教育的一般属性，属于公共物品。尽管高等教育较之初等、中等教育有着更多的私人性与一定的排他性，以至于人们把它归入准公共物品一类，但无论如何，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高等教育管理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尤其在当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扩大，社会运行、社会 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高等教育管理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怪乎布鲁贝克会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正因为如此，在高等教育更加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公共性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高等教育管理作为公共事务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管理的权力作为公共权力也成为公共政治角逐的重要目标。在高等教育公共事务上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政治主张，是 现代 政党重要的政治角逐。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曾经刊登过保守党发言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代明·格林的话：大学将是该党教育改革优先考虑的下一个目标，保守党以往对教育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的关注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保守党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我完全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共事业——比如说教育——是工党的议题。公共事业关系到人民大众，因此它绝对是保守党的议题。”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高等教育 问题 上的政治角力，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意义。 承认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公共性，并不是要否认在公共权力名义下所隐含的阶级和集团利益，因为公共权力总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且必然要更多地反映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利益集团的需要。更何况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反映特殊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会轻视它。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它在形式上保留了公共权力的形态，本质上却是和人民大众相分享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有阶级性，以一定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但它只有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维持、调整或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反映社会的公共意志，才具备其合法性。公共权力通过 法律 形式得到确认。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说明我国的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的判定涉及到价值的尺度。人们“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公平与正义应当是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公共管理等于“公共性”加“管理”，“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也是衡量公共管理的价值尺度，偏离公共性，则公共管理就不是真正的公共管理，或者，就不是良好的公共管理。在高等教育公共管理领域，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公平对待已经成为国际所普遍认可的价值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指出：应当让人们“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6.1条，能否被高等院校录取应根据那些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成绩、能力、努力程度、锲而不舍和献身的精神，而且一个人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被录取，其以前所获得的实际能力应得到应有的承认。因此，任何人不得因其种族、性别、语言、宗教，也不得因其 经济 、文化或社会差别或身体残疾而被拒绝接受高等教育。” 在当代社会，高等教育作为社会资源仍然具有稀缺性，实现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权利公平绝非易事。即使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公平的现象也客观存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82％的美国，“ 目前 由于学业准备不足、缺乏信息，以及一直存在的经济阻碍，大学对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存在限制”，“有34％的25岁至29岁白人青年获得学士学位，而同一年龄段黑人青年的这一比例为18％，拉丁裔青年仅为10％;60％的25岁至64岁美国人口不具备中等教育后文凭”。因此，未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仍然要努力于让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学生“进得去”大学、“上得起”大学。我国是一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