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开启新的视域.docVIP

　　文化研究：开启新的视域 “文化 研究 ”这个概念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叩打 中国 文学批评的大门。从名词介绍、专题论文到个案研究，“文化研究”愈来愈频繁地出入学术刊物，并且日益时髦。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严格的 理论 学派，不如说这是一个新型的批评运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理论纲领，只有一种相近的兴趣。《离骚》、《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素材，麦当劳文化、MTV或者某一幢建筑物的空间格局也可能成为考察对象。文化研究的一个明显后果是，文学批评的秩序被再度扰乱，学科的分工与边界遭到了侵犯。如同许多领域一样，文学研究也曾经上演了开放、冲突与磨合三部曲。这个理论故事的结局是，一批眼花缭乱的概念、术语——诸如 现代 性、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终于被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前沿 问题 ，慢了半拍的大学讲坛也开始为“形式”或者“文本”恢复名誉。这时，“文化研究”又突然驾到——这是何方神圣？ 一批专题论文和个案研究显示，身份、性别、阶级、民族、意识形态均是文化研究热衷的主题。一些理论家正在有意无意地透露这种观点：新批评、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保守的“新古典”，文化研究代表的是 历史 的前锋。但是，另一批理论家对于文化研究忧心忡忡：文学又到哪里去了？生活、党性、阶级、民族、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学批评曾经调集一大批诸如此类的概念复盖了文学。“庸俗 社会 学”粗暴地用一系列 政治 命题肢解文学；文学不再是一个有机体，文学的碎片和残骸只能成为种种政治观点的见证。如今，尽管“庸俗社会学”声名狼藉，它的幽灵并未走远。如果文化研究再度把文学视为配角，“庸俗社会学”必定借尸还魂。那个时候，人们又会看到充当思想史材料的文学，看到了充当阶级压迫、性别压迫证据的文学，可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文学本身是什么？ 上述的忧虑无疑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系列重大挫折。“庸俗社会学”一度严重抑制了文学的活力，人们对于文学批评产生的伤害记忆犹新。然而，文化研究的破门而入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提历史事件，辨析几个理论焦点。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庸俗社会学”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会学”。任何一种文学研究的 方法 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 分析 学理论还是粉墨登场的文化研究，任何庸俗的生吞活剥都只能制造一些牵强生硬的结论。研究方法可能开辟某种特定的视域，或者提出某种进入问题的角度，但是，研究方法不是灵丹妙药——研究方法并不会自动地产生智慧、深刻的洞察和有力的思想。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是，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了产生洞见的可能。新批评或者精神分析学理论可能独辟蹊径，文化研究可能耳目一新，古老的社会学考察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人们没有理由将失败的社会学观点当成了社会学方法的失败。方法迷信的症侯通常是，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拒斥某一种研究方法。 另一个深入人心的理论观念是，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意味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但是，20世纪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就“文学性”的内涵达成共识。人物性格的分析，再现社会历史的程度，作家无意识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读者的心理反应，还有种种涵义游移的“ 艺术 规律 ”，这些都曾经投奔到“文学性”的名义之下，充任研究的对象。 当然，呼声最高的一个观点是，文本的形式特征决定了什么叫作“文学”。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共同将这个观点确立为文学研究的前提。这个意义上，R·韦勒克具体地陈述了考察文本形式特征的几个层面：声音层面，即考察文本的谐音、节奏或者格律；文体层面，即考察某一种文体类别独特的话语系统；考察文本之中潜藏的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原型；考察叙述性文本的性质及其模式。（注：参见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总之，这几个层面的描述是设立文学定义的基石。 然而，上述的考察时常遭遇某些有关文本的棘手问题。例如，为什么现代汉语新诗要放弃一整套体系严密的诗词格律？为什么以历史故事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未能出现于先秦时期？为什么大量中国章回小说之中镶嵌了种种古典诗词？为什么中国古代戏曲没有遵循西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显而易见，文本的内部考察无济于事。象征或者隐喻的解释说明不了产生象征与隐喻的条件，文本结构的拆解说明不了这种结构形成的时机。深刻的文本解释必须进入文本背后的话语类型、意识形态以及更为庞大的历史文化结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本的精致考察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压强——迫使人们打开视域，考察某种文本赖以活动的气象学和生态学，从社会历史的各种冲动之中找到文本的根系。 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文本的考察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并且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文化研究的运作方式。迄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