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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献诗蔡京辨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156-02 　　 　　周邦彦为蔡京献诗贺寿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西清诗话》。此书今已不传，而献诗之事却经各类笔记诗话辗转相引，有直录其文者，如《苕溪渔隐丛话》曰：“《西清诗话》云：‘周邦彦美成上家公生日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时称警策。”有加以发挥者，如《挥麈余话》云：“（周邦彦）其后流落不偶，浮沉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后者抵牾之处早有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下简称《遗事》）详为辨析，可知将此事与周邦彦的仕履挂钩当属附会。但关于献诗的时间和性质，后世则有不同的判断。 　　关于献诗的时间，《遗事》认为“必作于崇宁、大观制作礼乐之后”。[1]（P104） 薛瑞生《清真事迹新证》一文则认为：“至政和六年（1116）礼乐大备，此年正月十七日又恰为蔡京七十生日，自当为大庆之时”，故“邦彦献蔡京《生日》诗必在政和六年正月京七十岁生日时无疑”。又据此推断周邦彦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均在政和七年，是媚事京党的结果，则“《余话》所云当为实情而非偶合”。[2]（P62） 关于献诗的性质，有人认为无伤大雅，不必过于深究，如刘扬忠《周邦彦传论》认为：“此二句寿词内容空泛，可移作对任何权相的颂语”，周邦彦献诗的行为“不过是例行礼仪。这最多可以说是他未能免俗，但决不是什么有损大德的劣迹。”[3]（P41）《遗事》则肯定其诗当有实指，却也将之归为“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1]（P122） 有人则认为这两句诗无疑为周邦彦生平一大污点，是其操行卑下的铁证，如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讥之云：“崇宁礼乐比伊周，江水难湔七字羞。归魄梵村应有愧，钱塘长绕月轮流。”[4] （P18） 而孙虹《周邦彦词新论》一文更直斥其“用颂天子之辞贡谀蔡京，是有过于潘岳远拜路尘、清流为之齿冷的行为”。[5] 各家所言相悖的原因在于对其诗的理解有异，而对其诗理解的争议又集中于下句“人在周公礼乐中”。但笔者以为，上句“化行禹贡山川内”恰是解决这一长久纷争的突破口。 　　所谓“化行禹贡山川内”，有一种可能，是称颂蔡京为相，教化大行于禹贡九州之内；而另外一层可能性极大的含义，则不妨从《禹贡》之“任土作贡”方面去推求。孔安国注此四字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又注“禹贡”为“禹制九州贡法”，正义云：“贡赋之法其来久矣，治水之后更复改新，言此篇贡法是禹所制，非禹始为贡也。”蔡京为相后，于崇宁三年（1104）进言复行熙宁变法时的方田均税法，继续王安石在元丰时期没有完成的清丈土地、均定赋税工作，此句或是喻指其事。倘若这一可能性能够成立，则献诗的时间线索亦寓乎其中。单以下句内容来看，此诗献于大观制礼开始后的任何一年皆有可能，而参以对上句“禹贡”之喻的考虑，则不妨进一步推定为大观三年（1109）。蔡京为相期间曾三罢三复，第二次复相是大观元年（1107）正月，至三年六月被罢，而复相同月即设议礼局于尚书省。崇宁三年复行的方田均税法于五年蔡京初次罢相之后即废行，至蔡京二次为相时期方得再次推行，旋又随着蔡京的下台而告终。《宋史?食货上》云：“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唯有大观三年正月做寿时蔡京在相位，而又制礼、作乐、行赋法三事并备；则两句献诗能尽述蔡京深为重视并引以为豪的政绩，且又浑成典丽，是无怪乎“时称警策”而“元长大喜”矣。 　　至于薛文的推测，固有一定道理，但仍有疏忽之处，笼统地说政和六年礼乐大备并不准确。大晟乐实分雅乐与宴乐两类，崇宁四年（1105）八月时，新的雅乐便已修成，并首次于崇祯殿演奏，徽宗赐新乐名《大晟》，亲撰《大晟乐记》，令大中大夫刘?m修编《乐书》，并设立大晟府。大观三年（1109）六月，刘?m上《大晟乐书》二十卷，可以说，“荐之郊庙”的雅乐，也即大晟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此时已然修毕。同年，议礼局礼成罢局，制礼作乐的具体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而“施于宴飨”的宴乐，则直至政和三年（1113）五月方诏行天下。又三年之后，因雅乐部分已有乐书，独宴乐未有记述，复于政和六年（1116）诏刘?m修撰《宴乐新书》，十月，群臣以新律作颂诗，“荐之郊庙，以告功成”。然而，这也不能算是整个大晟乐修订的彻底结束――宣和元年（1119）四月，蔡攸提举大晟府，还对大晟乐做了部分改动（以上见《宋史?乐志四》）。可以说，在整个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政和六年的里程碑意义未必能及政和三年礼乐同成之际；更为关键的是，蔡京生日既是正月十七日，即便以刘?m乐书修成、十月郊礼庆功作为“礼乐大备”的标志性事件，周邦彦也不可能未卜先知联系两事写成颂辞。那么，在将献诗时间系于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