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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的诗坛翘楚余光中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到台湾，64岁时终于踏上故土，结束了对祖国母亲“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的呼喊。在台湾，余光中从青涩的讲师变成历经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老前辈。在他诸多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移居海外的游子，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老得漂亮，老得可爱。 　　 　　带着对“乡愁”的印象，记者见到了余光中先生。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着粉红色衬衣，完全出乎了许久以来我心中为他精心勾勒的画像。他没有我想象中的忧郁，更没有我想象中的严肃深沉。相反，余先生和蔼可亲、精神矍铄，我们整个访谈过程都谈笑风生，其睿智和真诚处处可见。 　　这位用邮票和船票表达了自己浓郁思乡之情的诗人，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占据了诗坛一席之地。他脍炙人口的《乡愁四韵》曾被七八个音乐界人士谱过曲，包括罗大佑、李海鹰等也唱过这首诗。作为一个诗人来讲，诗比人先还乡是对诗人最大的安慰了。 　　余光中先生生于1928年的重阳节，所以他自诩为是茱萸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有诗有酒的日子里，他的一生也的确与诗文相伴。余先生称他的生命有四度空间，即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和翻译，它们共同为余先生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 　　 　　幽默的诗人 　　 　　凡是和余光中先生对过话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有同一种感受――快乐和愉悦，余先生的幽默随处可见。 　　他说，诗与散文不一样，诗是专业文体，专门用来抒情。而散文的任务很杂乱，可以用来应付生活中很多事情，比如写书信、记日记、写报告等。他打了个比喻说，诗是情人，专用来谈情说爱；散文是妻子，一会儿要进厨房，一会儿要管小孩子。 　　当我们问到余先生的作品入选教材，有何感想时，余先生如是说，这是一个鼓励，让他感到光荣，感到责任重大；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他举例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婚礼，一位中学生认出了他，奇怪地说“这个人不是早死了吗？”。原来这位学生的课本里有余光中的诗，而余先生的诗位置介于孟子和诸葛亮文之间，所以学生才会疑惑，这位和孟子、诸葛亮“同行并作”的人怎么可能坐在这儿喝喜酒呢？”而余先生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拿自己的死当笑话来讲，让我们感到，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位哲人了。谈到旧体诗和新诗，他说自己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寂寞时，就会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吟咏李白的诗；而若是骑着马，那么最好吟咏王维的诗――他们的速度是有区别的。” 　　 　　这次到山东，余光中和夫人范我存有时间去了一家书吧，吸引了很多读者都拥过来与他签名、合影，再加上现场还有众多媒体采访，场面有点儿乱。当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挨在他身边与他合影留念时，他不失时机地、从容地说了一句，“这是换汤不换药”，本来紧张的气氛被他这么一句话润泽开来，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许多。 　　余光中一向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像力和表达力。一个民族要产生一个大作家，必须保持想像的活力，能够敞开心扉，接纳万物，能够跟万物交流。真正的诗人他的本领在哪儿，他应该能在一个混沌不清的世界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并把它表达出来。”以此看来，想像的活力不但成就了他在诗坛上的造诣，更凸显了他幽默风趣的本色。 　　 　　夫妻情 　　 　　余先生说他一生的际遇可以用“女性”来说明，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这位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在生活上却是一夫一妻，白头偕老。 　　据闻，余光中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自小就青梅竹马，这次采访使我们有机会对这一说法进行求证。余先生更正说，“其实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是初中的学生了，真正的认识是到了台湾。”原来，范我存女士是余先生三四十个表兄妹中的一个表妹，虽然这样，但他们从小只在南京见过一次面后就失散了，一直到台湾之后，他们才认识。说起和夫人的那段恋爱史，原本在人们想象中情感奔放、浪漫、洒脱的诗人却显得羞涩拘谨。范女士在一旁解围说，“他一直都是这么内向的，一般在人们想象中诗人的浪漫应该是一天到晚找女朋友，不停地恋爱，还要抽烟喝酒什么的。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诗人也不一样，有的诗人从外表上看可能会给人那种感觉，但余先生的浪漫是你从他的诗里读到的。” 　　 　　与我们的交谈中，余光中和他的夫人都是用娴熟的普通话交流，但在家里，他们用的却是标准的四川话。原来，抗日战争时候，范我存女士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四川读的，而余先生整个中学段也都是在那里完成，四川话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个母语。所以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在台湾见面时，就很自然的用四川话来对谈。我们于是追问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是如何用四川话来交谈的，范女士立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