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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制度控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生态论 　　 [摘 要]现代大众传播的繁荣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改变了文学的作者、文本和读者，甚至也改变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种种制度。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已远远超出了个体精神创造的意义，通过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他们的创作不可免地被纳入团体、政治和商业等制度的控制之下，在遵循文学的游戏规则之下，还必须遵守各种团体力量、政治力量、商业力量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这就是现代作家创作的特殊生态环境。 　　 [关键词]大众传播 制度 刊物 商业控制创作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6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126-05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播业的发展，报刊、书籍及其出版发行逐渐组织起一个复杂的流通网络，把作家、读者、出版商、发行人、政府管理部门等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家创作总是受到这个网络系统的制约，处于团体、商业、政治等多重制度控制之下，大众传播及制度控制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了作家的创作过程。关于现代作家的这种创作生态，现代文学界做了许多积极的思索与探讨，这些思想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要内容，广泛地关联着现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方方面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一、刊物及文学团体对创作的影响 　　 　　朱光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大更深长。”[1] ( P429 ) 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巨大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通过刊物凝聚一批作家、编辑和读者，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流派。刊物可以对作家创作形成强大的促进力，甚至可以通过批评、作品广告等手段促成一个作家的成功（像《小说月报》就曾通过批评和刊登作品系列等手段，成功地推出了冰心等作家），同时又通过论争、用稿、座谈等形式对作家及其创作造成不可忽视的约束力。 　　20世纪头二三十年，许多文学期刊都具有同人刊物性质，著名者如早期的《新青年》、《新潮》、《莽原》，以及创造社创办的《创造》季刊、周报和《创造日》等。同人刊物形成了一个由作家与编辑共同组成的社团。加入了社团的个人对于团体是有义务和责任的，他们必须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共进退，保持观点和态度上的一致，还必须承担包括及时供稿与协同论战等在内的责任，作家本人的态度、观点及写作自然都会受到约束。为何明知是镣铐，作家们却纷纷自愿戴上？郭沫若的愤慨揭示了其中奥秘：“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2]( P290 ) “有朋友们的既成的刊物，能够割些珍贵的幅面来替我们发表发表，那也就恩德无量了”。[3] 这正充分反映出在现代大众传播生态环境下，作家及其创作对传播媒介的依赖性。 　　每一种刊物都有一定的办刊宗旨和相应的用稿要求，这同样对作家及其创作构成一种比较松散的控制力，一方面促进作家成长，催生优秀新作，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影响到文本的艺术构思、主题意蕴乃至细节描写。鲁迅在《〈呐喊〉自序》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都谈到自己的创作受到报刊编辑要求的制约和规范的情况：“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4]( P415 ) 而对于叶圣陶的《倪焕之》，刊物用稿要求的影响更大。茅盾就曾说：“但或者《教育杂志》当初是要求叶绍钧做一篇和教育有关的‘教育文艺’，所以《倪焕之》的前半部全是描写乡村教育，在全体上发生了头重脚轻的毛病。这在艺术的意味，不能不说是结构上的缺憾。并且也许有人因此而误会此书是专谈教育的。”[5] 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一些新进作家和优秀新作才得以崭露头角，甚至成为令人瞩目的经典文本。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评述20年代小说创作状况时，就特别谈到文学刊物对作家群体和个体成长的影响，像台静农的《地之子》就是在《莽原》编辑韦素园的催促和鼓励下创作出的。沈从文也对此深有体会：“现代文学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由编者催逼而成。……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6]( P52 ) 　　通过刊物组织的围绕某一中心话题展开的讨论、论争、座谈会等，也形成了一种较松散的约束力，引导作家的创作取向，纠正某些不良倾向。这是刊物营造某种文学风气、倡导某种文学追求的常规途径，是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史的一种颇具影响的力量。像1941年至1942年东北沦陷区围绕通俗小说创作的讨论、1942年北平《国民杂志》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笔谈、上海《万象》杂志推出的“通俗文学讨论特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