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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人文教育 　　●科学不等于知识，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尤其不能出现把科学作为整个大学全部内容的单面倾向。 　　●大学不是一个单纯的“知性混合体”，它是一个多维的东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判断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当然科学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人文的作用。 　　●如果我们真的把大学变成一个“知性的混合体”，那么就只有真，没有善和美了。 　　 　　作者简介： 　　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现任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等著作。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 　　 　　我这里所说的大学基本上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在19世纪出现的大学，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之所以强调大学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由中国历史上的太学发展而来，中国过去的太学到后来的国子监，含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或是培养人才的功能，但不是我们现代大学的功能。所以，中国现代的大学基本上是横向的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产物的现代大学，它的源头是从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古是非常黑暗的时期，但当中有一些非常耀眼的灯火在闪亮，那就是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源头。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大学出现了，最早就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说到柏林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受到它的影响很大，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有很多改革，他曾经考察过德国的大学，受德国影响很大，北京大学与西方的现代大学有密切的接轨。 　　柏林大学开始都是以人文作为整个知识结构的基础。19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走进来了，科学引进现代大学是在柏林大学中开始的。人文和科学在大学知识里面是两座高峰。科学的引进对大学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从德国、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本科教育上抄的是英国，可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开始吸取德国的经验，特别是它的研究生院教育。美国把德国看成是教育的“圣地”。当时美国的大学制度受到德国影响，特别注重文理研究，北京大学也是这样，这个文理，就是科学和人文。 　　在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有一个非常轰动的辩论。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话。剑桥大学的斯诺爵士写了一本书，就叫《两种文化》。他指出了人文和科学，现在壁垒森严，科学学者比较了解人文，而人文学者不了解科学。两种文化的争论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际上，大学的知识结构里面，也有这两个文化的对立问题，而且对立得很厉害。 　　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基本的区别在于，其一是科学的兴起。科学的绝对性胜利，使科学深入到大学体制。以前大学里没有科学。所以中古时期的大学差不多是一个神学的保卫者，它是一个信仰的教育。现代大学则是一个理性的教育。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变革。现代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除了自然科学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变化是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大事情。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大学知识结构的第三个变化是专业学科的扩大。专业学科大大增长，特别是技术性的学科，像农学、商学院等。大家知道现在大学都在办商学院，这是很赚钱的，不是学校赚钱，而是学生毕业之后很赚钱。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年哈佛大学办商学院的时候，牛津大学当时就认为大学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是哈佛做了。并且今天商学院成了哈佛大学的非常重要的学院，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的重点学科。大学的理念不是不变的，大学的知识结构在变：自然科学进来、社会科学进来、专业学术的扩张。这些扩张基本上把大学里面的人文一步一步地排挤出去，给人文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 　　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一直在变化，也因此在学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感（tension）。这个紧张感不仅是发生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它也发生在实用和理论之间。这方面的紧张感是非常大的。这种紧张感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最大的紧张感还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现代大学比中古大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古型大学基本上是教育，重视teaching。韩愈写《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但是现代大学不同，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基本上是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也就是研究问题。所以，现代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型的。这时老师的任务就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把人类的知识解释清楚。蔡元培先生当时认为：北大要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大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在蔡先生主持北大以前，全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一家可以称得上“研究”的。现代大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