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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发展中国家走出冷宫 　　刘建进 译 　　 　　1999年11月的世贸组织（WTO）部长级会谈将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这是自1947年日内瓦的首次谈判以来的第九轮。我对穆尔先生号召WTO成员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的帮助，把此轮谈判称之为“发展轮”感到高兴。今天，我支持穆尔先生的号召，论证公平及平等参与的基本理念，要求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更为公允，比以往的谈判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说明，除非我们更为公允，未来贸易谈判的成功将可能不复存在。 　　199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国际社会为缩小这一差距，一直做得太少了。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增强了有效利用援助的能力之后，发展援助的水平却降低了。（1）九十年代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受援额下降了近三分之一。（2）援助预算经常是在“要贸易而非援助”的口号下被削减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被告诫应该完全进入全球市场；被教导说政府补贴及保护主义如何扭曲了价格，并阻碍了经济增长。然而，当发展中国家真的采取步骤，开放经济并扩大出口时，却发现自己在太多的部门遇到重大贸易壁垒，实际上，既得不到援助又进行不了贸易。在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进行倾销时，他们很快就被课以反倾销关税。在具有天然比较优势的领域，如农业和纺织品上，他们面对的是被保护或限制的市场。 　　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化的批评很快就变为对伪善的愤怒呐喊。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着加快自由化的巨大压力。当他们关注就业减少的问题时，得到的是教条式的回答：市场创造就业，从被保护部门撤出的资源可以更具生产效率地重新配置到其它领域。然而，更常见的是，新的就业岗位并没能足够快地为那些失业工人出现，失业工人没有自救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社会保障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充分就业并且有强大社会保障网的富裕国家争辩说，他们需要采用保护性措施来帮助受到不利影响的贸易。更明确地说，富裕国家贬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坚持要发展中国家的政体面对艰难的抉择，同时自己却用政治压力作为贸易壁垒和农产品补贴的借口。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理解和赞美加快自由化的动人辞藻呢？ 　　我要明确指出：我本人无疑相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并通常对整个世界更为有利。但是，贸易自由化必须公允，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必须在议程、过程和结果等方面是公允的，应该不仅只考虑发达国家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金融服务，而且应该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如农业和建筑、服务业等；不能仅考虑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当前和潜在的问题，如传统医学知识中的产权和发展中国家的药品市场中的定价问题。 　　贸易自由化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有意义的谈判时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例如，最新一期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WTO的四十二个非洲成员中，有十九个成员在日内瓦总部没有派住贸易代表。相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OECD）贸易官员的平均数接近每国七人。 　　此外，在新一轮的谈判临近之际，我们不能孤立地而是要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由过去权力平衡遗留下的现状提出疑异。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状况不同。这些不同状况我已经提及过。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变化环境。对贸易开放，实际上增加了这种不稳定性。发展中国家只有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即使不是大多数的国家，起码许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失业问题一直持续不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进行着同一场比赛。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公平的条款可导致非常不同和不平等的结果。谈判桌上力量的不平衡又因这种结果的不平衡而进一步加剧。 　　标准的经济学分析证明，贸易自由化（甚至单方面地开放市场）对国家有利。这种看法认为一个部门的就业损失可引致另一部门的就业增加，而且新的就业将比旧的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一从低生产率到高生产率的就业移动，从国家角度上看，是有经济效益的，并在原理上解释了为何任何一方都从自由化中得到了好处。但是，这种经济逻辑要求市场运作良好。然而，许多国家欠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市场运作不良。因此，新的就业不能产生，或者说，不能自动产生。将低生产率部门的工人转为失业的做法并不能增加产出。一系列因素：政府规制、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获取的缺乏，都可能使得新就业岗位的产生归于失败。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只有同时指出这些因素，才能使贸易自由化变得令人信服。 　　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某些部门里，标准的竞争模式也并不能良好地运行，更何况在发展中国家。最近东亚危机的现实教训是，脆弱的金融体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而强有力的金融体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规制。近年来，金融危机的频度和深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