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错误举隅.docVIP

《剑桥中国文学史》错误举隅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12月，以下简称《剑桥史》，本文只讨论下卷，引文只标页码）问世以来，学界反响甚大，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亦昭然于读者之眼。就“1841―1949”部分而言，错误实在太多，且就主要举隅如下： 　　（一）1841年仲夏，学者、诗人龚自珍暴卒于江苏当阳书院。（465） 　　龚自珍卒于1841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二，时属仲秋，而非“仲夏”。卒地是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亦称“丹阳书院”）。当阳书院在湖北，亦名玉阳书院。 　　（二）梁启超（1873―1929），20世纪之初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曾经形容自己一度被龚自珍的诗作震撼，初读若“受电然”；然而，再读则“厌其浅薄”。……龚自珍或许预料到梁启超日后对他的批判，辩称自己的诗歌简单易读，甚至在思如泉涌、不可抑制之时，依然保持这一特点。（466）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此处主要论“今文学派”，而非龚定庵之诗作。至于“龚自珍或许预料到梁启超日后对他的批判”的后见之明，纯属臆测。后文提到龚自珍的《赋忧患》一诗，又误之为“文”。（486）在征引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时候，又误写为“九州风气恃风雷”。（618） 　　（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他已经作诗宣扬末世论调：“秋心如海复如潮，唯有秋魂不可招。”（467） 　　“秋心如海复如潮，唯有秋魂不可招”出自龚自珍《秋心三首1826），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亦无不可，但谓其“宣扬末世论调”却不妥当。此年3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次年，龚好友谢阶树、陈沆、程同文等相继离世。云龚“宣扬末世论调”，未必也。再则，原句为“但有秋魂不可招”，而非“唯有秋魂不可招”。 　　（四）1877年，黄遵宪的一次重要职务变动对他后来的诗学观念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不再从传统仕途中谋求升迁，而是接受了一个外交官职位的礼聘。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他遍游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 　　他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这恰恰阐释了他为自己的主要诗集取名《人境庐诗草》（1911）之个中缘由。（471） 　　据黄遵宪年谱，“八月，先生中式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旋入赀为知府，以五品衔拣选知县用。”同年十二月，列入派往日本使馆的成员名单中，为参赞官。其做外交官，走的是传统的仕途，而且是“入赀”，即纳钱财获得功名，而非“礼聘”。黄遵宪海外使节时期为1877―1894年，非“二十余年”。“诗外有事，诗中有人”是黄遵宪1902年《致梁启超书》中提出的诗学理想，非“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五）“桐城三祖”戴名世（1653―1713）、方苞（1668―1749）、刘大?[（1697―1780），都是安徽桐城人，自幼即被目为神童。（472） 　　“桐城三祖”为方苞、刘大?[、姚鼐，学界已为惯常。方苞以“义法说”、刘大?[以“神气说”、姚鼐以阳刚阴柔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共同奠定了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基础。三祖之说，盖源于方东树《昭昧詹言》。对于戴名世是否为桐城派创始人，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六）民国初年，文坛突然出现一股以骈文写作小说的热潮。 　　《玉梨魂》的极度流行不仅是因为上述爱情故事复杂的主旨。小说用优美的骈体文写就，让爱情以既熟悉又陌生的面貌打动读者。（511） 　　骈文实际上是民国初年的官方文体。1915年，孙中山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其宣言就是用优雅的古文写成的。（515） 　　民国初年出现了旧派言情小说热，其写到婚恋悲情，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但叙述也用散文，很难说其是骈文写成，而是骈散结合的文体。至于说骈文是民国初年的官方文体，更是无稽之言。民国初年的官方文体是文言文，即一般意义上的古文。《剑桥史》将骈文和古文混为一谈，全书多处滥用。 　　（七）桐城派呼吁信、达、雅，促进了“古文体”，中和了烦琐复杂的“时文”，因此为新写作方式的兴起开辟了道路。（516）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严复虽为桐城派，但信、达、雅是否成为桐城派的共识颇值怀疑。另，严复《天演论》之后的译作摒弃了意译而以直译为主，刻意模仿先秦文体，愈来愈为艰涩难懂，说其“中和了烦琐复杂的‘时文’，因此为新写作方式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并不符合史实。 　　（八）研究者常常把“五四”运动视作中国迈向现代化途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文化政治运动，始于1919年5月4日，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让畏缩的国际政策，呼吁自力更生。（462） 　　爱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