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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番薯和玉米令中国人口破亿 　　 　　在粮食危机席卷世界，农业话题热得发烧的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广东在中国外来作物传播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令中国人口迈进1亿大关的两种外来作物的传入，都与粤人息息相关。 　　 　　 人口增加，是引进新作物的功劳 　　 　　由于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众多的海外移民和对外贸易的传统，在历史上广东在外来作物的引进与传播方面，总是先行一步。在明清时期，广东与福建华侨、商人引进外来作物番薯和玉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破天荒大事。中国今天之所以有13亿人口，一定程度上都是拜它们所赐。 　　曾出版《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的历史学家许倬云说：“今日中国人口众多，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其实这现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增多了。两者互为因素，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许先生说，汉代人口有五六千万，宋代人口估计有七八千万，真正过亿的，是在明代。明代疆域虽然比宋代大，但人口的增加，却不是必然与疆域大小成正比。许先生认为，是明代引进了不少新的农作物的功劳，“引进的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和玉米……在明朝万历年间，广东人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等地。不久，徐光启又将番薯从华南引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广东引进番薯的同时，福建人陈振龙也从南洋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番薯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广泛栽培。至于玉米，“初传地区大约也在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在内的许多地方。”番薯和玉米之所以普及，是因为番薯的种植，“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而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 　　显然，正是由于引进了易种易长的南美洲农作物，令在天灾及动乱中本会饿死的灾民，得以幸存，解决了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所以自明朝以来，中国人口正式迈过了1亿的大关。 　　 　　 引种番薯的粤闽先驱 　　 　　那么，番薯和玉米究竟是怎样传入广东、福建，继而在全国落地生根的呢？ 　　关于番薯传入中国的途径，专家一般有福建、广东之说。番薯首先传入广东的记载有两地：一是电白县，清代光绪《电白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吴川县医生林怀兰游安南（今越南）时，安南禁番薯出境，怀兰为国王之女治病，得赐食番薯，林求得生番薯，怀以归，关将以忠义私纵之，赴水死，林得以怀番薯而归，“种遍于粤”；二是东莞，清代宣统《东莞县志》引《凤岗陈氏族谱》记载，（明朝）万历8年东莞人陈益至安南，酋长以番薯飨之，陈益贿酋奴，得薯遁归，栽植花坞。 　　不管以上记载的真实性如何，粤闽人民对引种番薯的先驱皆十分敬重，比如福建长乐人建“先薯祠”纪念陈振龙，广东电白县霞洞乡的“番薯林公庙”与吴川县的“林公庙”纪念林怀兰，东莞人陈益后裔祭祀陈益等列祖时必用红皮番薯为祭品，并写“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字，足证地方志记载确有事实根据。 　　康熙年间，久经战乱的广东迁海展界，经济开始复苏，番薯的传播与当时人民的迁徙垦殖有关。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粤中米价踊贵，赖以此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至康熙38年，广东各地遍种番薯了。乾隆九年，广东巡抚布政使在给朝廷的奏章中称：“粤东通省州县遍种薯、芋”。 　　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17世纪初引种到了长江流域，到18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现了“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的局面。与此同时，甘薯也开始传到了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明清之际，为了推广甘薯而编写的著作有徐光启的《甘薯疏》、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和陆耀的《甘薯录》等。 　　 　　 玉米早期入粤被称为珍珠粟 　　 　　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份中，广东与福建是最早引进玉米的地区。根据明代万历《龙川县志》的记载，万历七年广东龙川县已有“珍珠粟”的栽培。也有人认为，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 　　玉米早期传入广东时，万历《龙川县志》、康熙（12年）《电白县志》均称之为珍珠粟，《广东新语》则称为玉膏黍、玉膏粱。玉米虽然很早传入广东，但一直未能占据主粮的位置而与番薯齐名。《广东新语》称玉米为酿酒的原料，或者作为果蔬类食品。至清末，肇庆府一些县志说粤西一带稻米供应较为充足的山区还将玉米“但以充果”：故米作嫩黄色，即摘以上束，不比北人长至黄硬屑，以充粮也”。这就是说，北方人把“长至黄硬屑”的成熟玉米当作主粮，而粤人只喜把“嫩黄色”的嫩玉米当作杂粮、副食品或水果，这与广东人不好食用粗粮的习惯以及清代广东即使缺粮也有比较稳定的外来稻米供应来源有关。 　　直到今天，广东人到菜市买玉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