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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的“催化”人生 　　闵恩泽院士：教授级高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还获得首届香港“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日本桥口隆吉基金奖。出版专著六部，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2008年1月8日。作为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得主，闵恩泽院士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殷红的奖励证书。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中央，精神矍铄，用浓重的四川乡音说：“这成绩是属于大家的。” 　　有一种神奇物质，在它的作用下，石油能变成汽油塑料，还能提取各种纤维，1835年，一位瑞典化学家将这种神奇物质命名为“催化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石油石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催化剂从无到有，如今早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其中的成就都无法绕过闵恩泽的名字。 　　1924年2月。闵恩泽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闵府老宅大门上这幅对联，熏陶着闵恩泽的幼年和少年。18岁那年，他考取中央大学土木建筑系，当时农业大省四川缺少化肥，大二时，他转到化学系学习。 　　那时候，整个国家处在民族危亡之中，科学救国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心田萌芽。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技术，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年轻的闵恩泽选择去海外留学。1948年春，闵恩泽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当年就拿到硕士学位，获得全额奖学金，接着又继续攻读博士。1951年7月，闵恩泽在芝加哥纳尔科公司担任副化学工程师。在当时的美国，凭他和妻子两位博士的丰厚薪水，完全可以过上优裕生活，但闵恩泽感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一腔报国激情使他无法沉湎于异国安逸生活，他跟妻子商量决定回国。恩师和挚友都来劝他们留下：“你们在美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收入不菲。而中国贫穷落后，何必回去自讨苦吃?”闵恩泽说：“再穷也是我的祖国，我们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1955年10月，闵恩泽起程取道香港，踏上了阔别8年的故土，那一刻，闵恩泽夫妇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然而怀揣报国之志的闵恩泽，做梦都没想到，他的一腔奉献激情却遭到冷遇。当时，中美关系处于紧张时期。这些从美国归来的知识精英，到底是新中国建设人才，还是“美帝特务”尚无定论，闵恩泽纵有雄才伟略，也无用武之地，一腔报负无法施展，他苦恼彷徨。“回国后，找了三四个地方，一听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竟没人敢要，后来中央大学同窗武宝琛见我无事可做，将我引荐给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徐今强，他听说我的情况后，才拍板要了我。”徐今强可谓慧眼识珠，认为闵恩泽是个难得人才，安排他参与筹建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前身，以下简称石科院)，从此，闵恩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待遇微薄，条件简陋，他不在乎；没有正规实验室，就在工棚里做实验。闵恩泽说：“我归国不是贪图享受的，只要能把我的才能发挥出来，能为国家建设尽绵薄之力，就是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文革”风暴袭来，闵恩泽被隔离审查，凭空飞来的棍子、帽子，打得他晕头转向。往事不堪回首，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但他却说：“对我来说，能从美国回来。是我一生正确选择，我不后悔!”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停止对中国一切援助，与此同时，国外反华势力也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石油产品及炼油工业所需技术和催化剂，都不再向我们出口，新中国面临车船无法行驶，战鹰飞不上蓝天的危急局面。总理着急，老帅们着急，时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拍着桌子对院领导说：“我过天安门都低着头啊。如果你们再不尽快解决航空燃料技术难题，我就把你们石科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1963年春节，余秋里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石化领域专家，闵恩泽夫妇作为重要客人落座第一桌。席间余秋里向闵恩泽下达“军令状”：“一年之内把小球硅铝催化剂交出来!”时值大庆油田开发，要建设年产250万吨的大型炼油厂，要想把重油裂化成汽油、柴油和液化气，首先必须有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而这种催化剂的制造技术为美国所垄断，国内一直是个空白，要想在一年内解决这个难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面对余部长的“军令状”，闵恩泽心里没底。 　　不久，陈毅副总理请吃饭。闵恩泽又和余秋里坐在一起，余部长说，小球硅铝催化剂厂，一年之后开始设计。这一次，闵恩泽接下这个重任。可是。催化剂研究与他10多年所学专业毫不搭界，“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临危受命的闵恩泽，毫无怨言。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到催化剂这个完全陌生领域，从零开始，边干边学。为了缩短研制时间，闵恩泽带领科研小组，采取交叉作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