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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谈《祖先的爱情》 　　张隆:《祖先的爱情》所叙写的年代,离你生活年代很远,怎么想起写这个题材的呢? 　　 　　陆源:我发现民国其实是中国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国家虽弱,但人民勇敢、顽强、热情。那是摆脱了旧王朝之后,整个国家第一次爆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发生于民国广西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到,人民不只是软弱的、苦难的、悲伤的,他们还是强健的、蛮横的,最主要是快活的。无论情况怎么糟糕,他们有一种欢乐的天性。奇妙的是,这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并非先见之明。应当说,决定以民国为背景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我特别看重,即民国与今天的距离,恰好给文字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就好像拍电影选取了一种色调,它似乎是非现实的,又如同空气般无所不在。 　　 　　张隆:上演这些故事的大舞台,是一个人性勃郁、充满奇异魅力之地,这应当是以你的家乡为背景的。然而,你所成长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想知道的是,那个年代的奇风异俗还有多大程度的保留,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陆源:对小说家而言,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既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桩事实,一股不可回避的力量,仅此而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取舍。我生长在城市里,个人经历与同龄人并无多大差别。民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依然保留在古城建筑之中,保留在人们的口头禅和老人谈到的掌故之中,也保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保留在大量的文史资料之中,尤其顽强地保留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之中。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虽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抓住的世界,它貌似消失了,但在我看来非常具有现实感。 　　 　　张隆:你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22岁,在这之前你写过长篇吗?如果没有,你又是怎样驾驭这么恢弘的历史背景、这么繁复的情节、这么长的篇幅的呢? 　　 　　陆源:以前尝试过一个长篇,但它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而且有头无尾。因此可以说《祖先的爱情》是我第一部长篇。我是和它一同成长起来的,毕竟我动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何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究竟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技法、结构、意识,这些我统统不知道。但我居然动笔开始写了。我记得当时写了六万字,由于不满意,又推倒重来,仅仅保留了一个开头。等小说写到将近一半时,某天晚上,我知道我已经学会写长篇小说了,又回头大幅度增删修改。如果全心全意想把一部小说写好看,日思夜梦,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克服不期而遇的许多困难。 　　 　　说到历史背景和故事,我大概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那种想在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写作者。我看了大量《广西文史资料》《南宁文史资料》,以及关于民国各个方面的许多著作。至于驾驭情节,我要说是小说家们教会我的,他们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但第一个人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张隆:促使你动笔的第一个句子或形象是什么? 　　 　　陆源:我不是根据理念来写作的,我是根据形象来写作的。有一个形象在我心里埋藏了很多年,我小时候就熟悉这个形象。那是一把藏在墙壁隔层里的猎枪。这把猎枪说不定如今还在,在广西农村的祖屋里。 　　 　　张隆:这部小说的叙事方法跟普通的不一样,是在现实与幻象之间不断转换,能够谈谈你的考虑吗? 　　 　　陆源:必须承认,我是通过马尔克斯学会写小说的。他的小说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作了大量笔记。由于我的设想是尽量把民国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物都囊括进来,把炎热的气候、细腻的感觉、城市乡村、五方杂处的小镇,以及暴风雨般的动荡年月糅在一起,所以我必须选择一种非常紧密的写法。马尔克斯的方法绝不仅仅是看上去的“多年以后……”。诚如他本人所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技法非常丰富扎实,不是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样,仅代表一场“文学运动”,“曾经很时髦”。事实上,马尔克斯的技法也是从其他作家那里学来的,只不过他使用得最凝练、最鲜明。于是,我从马尔克斯那里,进而从其他很多小说家那里,甚至从爱德华?吉本、西奥多?蒙森和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那里,最后又在施耐庵那里,学到了叙事的方法。比如,我钟爱一种我称之为“梦幻过渡”的技法,它能让叙述流非常自然地在不同人物之间转换,隐秘而流畅,令读者不知不觉,这种方法大概是长篇小说所独有的。 　　 　　现实和幻象并不截然对立。应该说,所谓幻象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有句话说得好:“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反倒是真的。”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历史人物,甚至人物的言行,大多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作了虚化处理,例如不提战役的具体名称,不透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但它们完完全全是真实的,很容易在各种资料中查到。幻象既有艺术效果上的意义,也有文本结构上的意义,更有小说家观念上的意义。我实在不想写一部“描绘底层人民艰苦朴素生活”的小说。如果现实仅仅如此,如果现实不是我所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