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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辛亥革命 　　承蒙邀请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参与公祭黄帝盛典，感到非常荣幸，心情十分激动。 　　再过两年，就是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数典不能忘祖，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我想谈谈华夏文化始祖黄帝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端，革命派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民族建国”，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统一国家，当然这也必然是一个摒弃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现代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结合“大群”；而为了结合“大群”，又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这就是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或祖国主义。 　　20世纪初，在祖国面临瓜分沦亡的危急关头，革命先驱者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中，以寻根方式重现黄帝伟大印象，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近代民族意识，是当年革命派进行启蒙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宣传工作重点之一。 　　1903年夏天，在革命“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他明确指出，“这就是学习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觉。”(《国民日日报》第1集)。 　　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且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录刊行，其中亦收入《黄帝纪元论》。《中国白话报》则连载《黄帝传》。同时，广泛流传的陈天华的通俗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较早刊登黄帝画像，并且纵情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更使黄帝广泛地深入人心。 　　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夕，宋教仁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之前身)，也采用了陈天华所刊登的黄帝画像，并且配以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亡其祖!”当时负笈日本的鲁迅也有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充分抒发了当年众多国人共同具有的深厚民族感情。 　　此外，黄节在《国粹学报》连载《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宋教仁也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从政治上与学理上相互应和。1908年，东京同盟会总部在武装起义迭遭挫折之余，仍然遥祭黄帝以鼓舞党人斗志。文云：“我民族屡绝，屡振，即仆复举，卒能重整金瓯，莫非我皇祖之灵默相而佑启之也。”平心而论，尽管当时人们对黄帝纪元起始时间众说纷纭，但是对民族祖先的景仰与缅怀却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说，黄帝作为源远流长且为亿万国人所认同的文化符号，对于同盟会的建立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民国的建立与共和国观念的深入人心，却忽视其作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肇始地位，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构建的关键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排满”与民族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因为，孙中山早在1906年已说得很清楚：革命党人之所以要“排满”，是由于“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以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分作两次去做。”辛亥志士们在革命进程中把斗争矛头集中于丧权辱国、守旧腐败的清朝政府，“排满”即排这个反动政府以及“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若“汉官之暴虐者”甘为“彼政府用”，“则排之与满人等”。 　　及至清王室逊位，民国政府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国族整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稍后，又在大总统谒明孝陵文中再次强调：“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炳，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元猜。”从“排满”到“五大民族，一体无猜”，这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一大转变，其目的就在于以民族政策调整促进近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逐步整合。与此相适应，黄帝这一文化符号越过“排满”的藩篱，转变成为“五大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也是历届国民政府，特别是陕西省政府，每年隆重举办公祭黄帝大典的由来。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领衔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祭黄帝文》中赞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并且表达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