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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思想初探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章是鲁迅1907年所作，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当时鲁迅以平和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针对要打破人类诞生的各种神话，还人以自然面目，为人类平等做理论上的铺垫，鲁迅撰写了《人之历史》，叙述了西方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发现。为了打开国人在科学领域的视野，他撰写了《科学史教篇》遍述西方探索自然奥秘方法的演进史以及西方的科学成果。为了培养独立、自尊、自由、自觉的国民精神，建立健全的人格，激励国人革命和改革的决心，他撰写了《摩罗诗力说》，提倡意在反抗旧秩序的新文艺。为了清理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的余波和保皇派的政治主张，他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在思想上廓清了文化的迷雾。这些文章的思想主旨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化的出路在于“立人”，即培养具备自觉意识、理性精神、独立自主、自由自尊、平等人格的现代人。它们奠定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基础，也是鲁迅早期对中国文化出路，即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所做的思考。从鲁迅广泛的撰述来看，他实践了他所说的“立人”的启蒙。 　　鲁迅的早期思想有其文化渊源。在考察了西方文明的轨迹之后，他认为各种文化各个时期的文化都有其偏执的一面。这是因为每一时期的文化都是继承批判了前一时期的文化才产生的，而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文化偏至论》)但文明必须具备自觉意识才会扬弃自身的偏颇，克服自身的弊病，健康发展。而人是文明自身的载体，只有社会“日进于自觉”“才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文明才会乘风破浪向前演进。所以，鲁迅认为建设新文化的出路是“立人”，培养具有自觉意识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破旧秩序，建立自由民主人道的社会，推动社会全面的进步。其次，鲁迅这种始终以人为核心的文化观，也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相契合。 　　鲁迅思想的诞生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1907年的中国处于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被镇压。为瓜分中国，日俄于1905年在中国进行了一场争夺战，而清政府却宣称保持中立，同时加紧对国内革命党人进行镇压。在思想界，洋务运动的余波仍在鼓吹西方物质文明，而没有意识到西方物质主义的危害；康梁维新派变成了保皇派，挥舞着君主立宪的大旗；革命派思潮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号召人们推翻满清帝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从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 　　鲁迅的“立人”思想正是针对前两种思潮而发的。为了批驳前两种思潮的谬误，鲁迅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根源进行了探索。他历寻其本，从欧洲宗教改革一直追踪到他生活的当下――20世纪初。他认识到近代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是西方人觉醒后才出现的。欧洲的宗教改革对于西方人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宗教改革前，“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文化偏至论》)。宗教改革使人们获得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使哲学和科学得到繁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新航路的开辟，商业和对外贸易活跃起来。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 　　“转轮(宗教改革)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现，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由此也。” 　　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之所以把宗教改革看作西方前进的枢纽，主要是看到了它对“立人”的特殊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宗教改革又引发了英法美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欧美逐渐进入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物质生产极大地繁荣起来。鲁迅评论道：“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可以这样说，欧洲从中世纪挣脱出来是人的理性的胜利，是人的理性觉醒的结果。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是“立人”的历史。 　　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探索的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出路，都在舍本求末，追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果实而非根本。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企图以兵事图存；实业救国者主张发展实业与列强进行商战；保皇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然而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朝末年的旧中国对西方文明不仅隔膜，缺乏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