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中国与达尔文》 - 页面没有找到.docVIP

《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4期（2009）： 专题：纪念达尔文 达尔文的多重形象与中国意义 评《中国与达尔文》 杨海燕( [美] 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09年是达尔文年，身处剑桥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剑桥大学将对达尔文800年校庆贝格尔号贝格尔号贝格尔号，美国学者浦嘉珉教授的《中国与达尔文》如是开头。但达尔文这个名字背后所表征的一套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却结结实实地编织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思想空间和文化场域之中。对所有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来说，这本1983年问世的著作是绕不开的一个参考点。25年后，钟永强的中译本得以出版，虽然有些迟到，但也算是恰逢其时。 一 史华兹和浦嘉珉——回答了谁的问题 浦嘉珉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兹教授，这两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其影响之深毋庸置疑。尤其是史华兹，他的经典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考察了严复及其译述在近代中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直接激发了浦嘉珉的研究旨趣。 严复的第一部译述就是《天演论》，这本书的影响力如何强调都不过分。20世纪70年代，学者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提到，他20年来共计阅读过500种以上的回忆录，基本上所有回忆录的作者都看过《天演论》（在当今书籍爆炸的时代，这种统一性很难再现了）。对于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史华兹提出了一个问题：严复为什么选择一本与他的基本宗旨很少相符的著作呢？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了很强的判断和前提。严复1877－79年间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使他进一步接触了西学，史华兹认为斯宾塞是严复的“众神之首”，严复将其社会进化论奉为圭臬。而赫胥黎在《进化与伦理》中反对斯宾塞等人将自然界的法则类推到人类社会，他认为自然界的进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无伦理可言，相比之下社会的发展则是一个伦理过程，构建出的是一个超越自然的人造世界。在史华兹这里，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悖论就出现了。他给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进化与伦理》给了严复一个极好的机会来为斯宾塞作辩护，结果是赫胥黎几乎变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果真如此吗？严复当然很清楚赫胥黎的意图，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他表明赫胥黎的要旨即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同时严复在按语中也的确正面引入了斯宾塞的很多论点，但是这能否表明史华兹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呢？ 浦嘉珉认为不尽然，而且史华兹的解释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严复“从来没有把任何西方人——甚至是斯宾塞和达尔文——视为绝对可靠的先知，他也没有把任何西方著作当作真理。因此，他从来没有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束缚之中”（156页）。他有意识地对诸多西方学者的思想加以取舍和综合，来解释西方的强大，并希望对中国有所激励和帮助。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他挪用一系列西方著作提供了一个“显然属于他本人的综合体”（156页）。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浦嘉珉，严复对“群主义”的大力强调甚至使他与赫胥黎的主旨更为一致。可以说，他消解了史华兹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回答了它。当然，浦嘉珉绝不仅仅限于严复和《天演论》，而是在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拓展。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回溯性的问题，而且要与他1998年出版的《鲁迅和进化论》（这本书近期翻译出版的可能性不大）并置才能看得更清楚。采纳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中的时间分段，他以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为重点人物，兼顾吴稚晖、胡适、孙中山等人，对达尔文的第一个时代（止于1911年辛亥革命）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的努力无疑是令人佩服的，在搜集材料和梳理脉络上，母语非中文的学者能做到这等地步，已是实属不易。但是我不得不说，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没有说服我——相较于他自己的问题，他更好地回答了史华兹的问题。 浦嘉珉认为达尔文的“第二个时代——从1911年革命直至他的‘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超越或取代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第一个时代的重复而已”（第438页），而且第一个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铺路搭桥，使其适应于马克思主义。我想说的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在第一个时代中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讨论实质上是相当多元、开放、具有流动性的，反倒是在第二个时代结束之时，达尔文的形象被主流意识形态固化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代表真理的科学家。此外，浦嘉珉在全书末尾提出的一大堆问号，使人在敬仰他“自知无知”的勇气之余，不禁与他一起丧失了本应具有的确定感。从西方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中国与达尔文》的评论来看，虽然承认“中国与达尔文”这个主题很重要，浦嘉珉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但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著作，对其内容本身也鲜有实质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