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海权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docVIP

华夏海权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 作者：李恭忠李霞 江海学刊 2007年12期 　　明代倭寇问题向为史学界关注。在已有的论著中，探讨倭患经过、原因和性质，以及平倭人物、策略和经过者占绝大多数。本文尝试探讨一个新的问题，即“倭寇”记忆如何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海防思想乃至海权观念的变迁。明朝嘉靖末年以后，以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为代表，曾经身历倭患的一些人以及关心海洋事务的士大夫，相继编纂了一系列筹海、海防论著，其中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倭寇事件的记忆，也表达了他们对海洋事务的见解。在随后的近三百年里，这种海防撰述传统一直为后人传承下来，从而在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前期形成一种持续的“筹海”话语，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般以为，在马汉关于海权的经典论述引入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海权思想。就近代意义上的“海权”定义而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不过，若从对“海利”、海防的认识而言，近世中国海商的海上活动盛况，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所反映的国家海上力量的强大，明清时期的诸多筹海、海防论著，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政策和海防制度，都传达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海洋实践和海权观念。当然，这种海洋实践与海权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情况差异很大，具体情形尚待深入探讨。本文仅从倭寇记忆与明清时期海防论著的变迁这个侧面进行初步考察，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倭寇记忆与明代海防论著的产生 　　自明初开始，东南沿海地区即屡有零星的倭寇事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政策失当，遂演变为嘉靖年间大规模的“倭患”。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明中后期的各种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均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而构筑了不同层次的“倭寇”记忆。官方著述以《明实录》为代表，逐年记述嘉靖倭患的平定经过。私人著述方面，明万历以后，出现了一批记载倭患经过、探析倭患缘由的著作，比如《吴淞甲乙倭变志》、《倭患考原》、《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倭寇事略》、《金山倭变小志》等。至于倭患波及的各地，嘉靖以后修纂的地方史志，无不对当年的倭患念念不忘。 　　明代倭患在给后人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对明中期以降的海防思想产生了持续影响。初刊于明末天启元年的兵书集成著作《武备志》“海防”部分，开篇即为编者茅元仪的感叹：“茅子曰：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日本……狡然有启疆之虑……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这段文字表达了两点认识：第一，中国海防之兴，乃是起因于明代以来日本的入犯；第二，海防学问的源头即为当年的御倭历史，后人应该认真继承前人的御倭经验。 　　茅元仪辑录的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诸家之论，即世传为胡宗宪所著、实为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该书可谓明中期以后倭患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南直隶昆山人，嘉靖年间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参与平倭事务。受胡宗宪委托，他编撰了《筹海图编》十三卷。关于该书的编辑初衷，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说得很清楚：“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绩……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⑤也就是说，明初以来愈演愈烈的“倭患”经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在郑若曾这一代亲历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促使他们去研究倭情，整理御倭经验，创作出划时代的海防著作，以为后人借鉴。 　　《筹海图编》以“倭寇”为关注焦点，全书内容重在全面总结倭患和御倭历史，分析经验教训，探求备倭方略。卷一所载72幅“沿海山沙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参考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沿海图籍，用不同图形和符号标注沿海各军事、行政单位名称，以及山丘、港湾、河口、岛屿、沙洲、礁石等情况，形成了最翔实的海防图，对于掌握海防地理形势极为重要。卷二包括“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和两幅“日本国图”，简要梳理中日关系的历史，对日本国情进行全面研究。卷三至卷七，分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海疆形势。每卷首为沿海各府地图；次为“兵防考”，开列沿海各地自提督、总督、各级镇将以次沿海卫所、巡检司烽堠的分布、员额以及沿海卫所战船数量；再次为“倭变记”，编年概述该省区自明初以来历年倭患情况；最后为各省事宜，综述该省区海防地理形胜和备倭要点，这些形胜要点刚好与卷一的“沿海山沙图”相配。卷八至卷十，集中记述嘉靖倭患的情况，首以图表逐月开列惠潮、漳泉、兴福、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八个区域的倭患大事，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