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_0.docVIP

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 漕粮海运是晚清 政治 生活与 经济 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 研究 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 问题 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一 张恩骏在编写“轮船招商局大事纪”时[1]，称同治十二年（1873），“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也就是说，他认为，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此说误。 按：轮船招商局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呼吁下，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2]。轮船招商局创办伊始，既缺资金设备，又无管理经验，更为严重的是，它还面临着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内河的主要航线，招商局一成立，旗昌即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停止了互相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为了扶植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多方努力，试图让其依靠运输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漕粮来获取利润，渡过难关。因为有和沙船等传统木帆船共同运输的问题，李鸿章经考虑后慎重规定，两者的分配比例为“沙八轮二”[3]。 江苏当局对此表示支持：招商局创办伊始，各口贸易未能即时兴旺，自宜遵照原议，先行试运江浙漕粮。招商局有轮船三、四号，如每月装运2次，核计正月至五月，共可装海运粮米20万石，江浙两省当按此数“照拨”[4]。随后，李鸿章旧部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特意奏称，本年江苏系拨漕10万石交招商局承运[5]。到十二年二月，轮船招商局之“永清”号轮船，已经将首批漕粮9000石，外加各耗共米1万石，运往天津[6]。 浙江也是照此办理，他们交给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同样为10万石。在其上奏的浙江海运章程中，则有如下说明：“因商船缺乏，请以轮船试装漕粮，惟到津剥验均宜迅速，以便转运。”[7]本年浙江的漕粮承运情况如下： 放洋日期 类别 正耗米 总计 轮运 商运 正月二十六 头批 210200 30500 179600 二月十八 二批 140860 30240 110620 三月十二 三批 102640 36800 65830 合计 453700 97540 356050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三月十九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除了正耗米，再加上商船耗米等杂项，正好是10万石。本年江浙两省共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应为20万石，那么，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问题出在江北漕粮身上。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得到了恢复，但清廷中主张河运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为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江北淮、扬、通三属及徐州地区的漕粮，分别在同治三年（1865）至四年、九年至十一年，进行着数量不等的河运[8]。同治十二年，江苏也打算将丹阳和金坛采买的粮食2万石交由河运。只因黄河改道之后，年久失修，运河淤塞，沿途浅阻，河运颇不划算，江北漕粮一度有改行海运的计划。江苏顺水推舟，“仅此区区2万石之数，更不必冒险独行”[9]，撤消了海运的计划。 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轮船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两省已经答应拨给轮船招商局漕粮20万石，尚有10余万石的运输能力可资利用，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又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万石漕粮退回。张树声极为愤怒，甚至怀疑轮船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10]。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再次上奏，表示江北各属漕粮10万余石，仍将恢复河运[11]。到三月份，两江再次奏称，江北河运米106808石4519勺，外加船户耗米4272石2583勺，已于正月十七日开行[12]。 由此可知，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数字（江苏、浙江及江北各10万石），而非轮船招商局最终承运的数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13]，但这是怨不得别人的。 二 《清史稿·漕运》称：“（同治）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14]此说不确。 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漕运活动停顿下来。这几省的重新漕运，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但在此之前，有关各方已经做好必要的铺垫。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清廷再次要求湖广恢复漕运制度、起运本色漕米，湖广总督李瀚章仍然反对，但此年的反对，却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