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丹江水运与明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_0.docVIP

论丹江水运与明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内容 提要明清之际，丹江水运是联系陕西与中西部贸易的主要运输通道，它的兴盛是明清陕西商品 经济 发展 的必然产物。本文通过对丹江水运贸易的 分析 ，考察明清时期丹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市镇化进程， 研究 这一 历史 过程对于了解明清之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促进今日西部大开发均具有重要的 理论 意义和历史借鉴作用。 关键词明清丹江水运商品经济市镇 一、丹江水运的兴起及其经济意义 丹江，亦名两河、州河、寨河，发源于秦岭南麓，流经陕西省商县、丹凤县、商南县、河南省的浙川县，于湖北省均县人汉江，全长443公里。在周、秦、汉、唐时期就是京都长安连接和控制东南各省的重要航线。《史记》载：“秦大破楚师于丹析，斩首八万”。晋书《桓温传》载：“(温)发江陵水军，自襄阳人均口……以纪关中。”它不仅在军事上举足轻重，而且在经济开发、文化交流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唐中宗时重视利用丹江水运，曾起役徒数万，疏通河道，押运货物。《唐书·食货志》记载：唐肃宗末年，史朝义兵阻断河道，刘晏兼任转运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於以输京师。”可见，唐代时丹江水运就担任着漕运粮帛以济京师的重要任务。但入宋后建都开封，元朝建都北京市，丹江水运失去了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 《陕西通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 东西部贸易联系加强，丹江水运的重要性又重新显现出来。明朝中后期，关陇商人利用丹江航运便捷的特点，向襄阳、汉口运输物资。《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太华山记》记载，商川道上，“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丹水自商州西至此(龙驹寨)，经武关之南，历湖村至小江口(今湖北丹江口市)人汉(江)者也。遂觅舟……过武关……出蜀西楼(又名梳洗楼)……三十里过湖村、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此时，东南地区的货物大部分都由丹江干线水运陕西，“东南各省人陕、甘货物，概自汉口装载帆船运至老河口，换载小鳅子船入小江口(今丹江口市)；至荆子关换载寨河用蒿小船运至龙驹寨卸货，再用骡马驮运至西安。其由本港出口各货，概运驴骡驮运而来，自西安来者经蓝田七盘坡，蓝桥至牧护关人本县(商县)境，逾：秦岭黑龙口站，由渭南来者，经渭南塬许家庙人流峪，逾秦岭人县境至黑龙口站。由黑龙口八十里至县城关站；县城东六十五至夜村站；又六十里至龙驹寨，本县及洛南各山货，则由人力肩挑至龙驹寨打包装船，运往老河口递运汉口。” 清代由于实施放垦秦巴的政策，大量湖广移民商州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定吴三桂判乱后，荆襄、陕南一带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外地流民进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然后溯汉水和陡河、丹江等支流河谷西上，并向邻近的低山兵陵扩展。商丹盆地及邻近的低山近陵紧邻鄂、豫，是陕西南东端的重要门户，移民进入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多。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间(1745—1755年)，商州已有相当多的移民再次“包工开荒”。商南县，“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上，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洛南县，“安徽、两户数县屡被灾锓，小民络绎前来”，“渐次开垦，安然乐业”。《丹凤县志·人口志》记载，本县马家坪乡蒿逢沟阮家祖先阮久润兄弟三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湖北武昌府兴国州阳新县讨饭而来。商州在明万历间，军民杂户共三万余，明止存7015户，康熙初只有3512户，乾隆七年(1742年)有9592户、61175户。移民的入迁为陕南的开发准备了劳动力条件和市场需求拉动，山区的土特产品得到开发利用，并成为外运的主要商品，促进了丹江水运事业的发展。清顺治三年(1646年)，陕西巡抚雷兴有报商税之议。这说明清代丹江水运贸易非常繁荣，清代的几次漕运都是利用丹江干线进行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西安风翔二府遭饥荒，将襄阳全存米20万石由汉江转丹江运至商州，再际转西安减价出粜出济民。此次遭运灾粮，自襄阳府城溯江而上，经各城，光化至均州的小江口(今丹江口市)，入小江口经河南内乡县西南境至淅川县城，由此人陕西省商南县境的徐家店，经竹林关，至龙驹寨，再由龙驹寨运往西安城。康熙五十九年，陕西关中一带又发生饥荒，漕运总督施世伦，奉命到陕西赈恤，题请将湖广、荆州等处仓储米10万石，由襄阳经丹江水运至商州龙驹寨，再陆转西安。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六日，皇帝曾指示运湖广米至商州仓储，以备不时之需。乾隆年间，陕西省铸造局亦利用丹江水道，在汉口采购铸钱原料铅块，经襄阳府水运至龙驹寨，再转运各铸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避难，荆襄一带的税赋米包由小江口(今丹江口市)人丹江运至龙驹寨。自龙驹寨起陆转西安府，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