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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中税率的确定 内容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内、外资 企业 所得税合并中的热点 问题 展开 分析 ，认为在两税合并中，可以探索和尝试一些新的思路，比如可以通过灵活确定所得税率，使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进一步占据突出地位，从而摆脱税收只是单一为国家财政筹资服务的认识。 　　关键词：所得税 税率 合并 　　 　　全国人大于2007年3月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两税合一”事件，对于规范我国市场秩序，消除内、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差别待遇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两税合一”中蕴藏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契机，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在此，笔者以税率为线索进行初步的研讨。 　　 　　两税合并后采用固定税率的原因 　　 　　税率是课税要件之一，是税制的核心要素，它表示征税的深度。此次“两税合一”在税率的规定上沿袭了我国税收立法的惯例，即企业所得税率统一确定为25%的比例税率。采用比例税率，具有 计算 简便、透明度高等优点，也能体现税负的横向公平。如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所言，“25%的比例税率，主要是考虑对内资企业要减轻税负，对外资企业也尽可能少增加税负，同时要将财政减收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25%的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有利于继续保持我国税制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笔者在此引证这段话的目的主要不是要论争25%的税率水平是否公平合理，而是认为对于“两税合一”仍将企业所得税率规定为“单一税率”、“固定税率”或“比例税率”的立法方式值得商榷。 　　 　　采用灵活税率确定方式的原因 　　 　　两税合并之前，无论是内资企业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还是外资企业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都是在 法律 中明确规定了税率。如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按所得额30%征税，另征3%的地方所得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则对个人不同类别收入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然而在当今 社会 ，税收早已不单纯沦为国家的“聚财”工具，随着 经济 社会化向纵深 发展 ，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政策亦成为了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具体来说，税收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达到经济稳定： 　　“内在稳定器”作用，它是指税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它不需要政府随时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就能收到自行稳定经济的效果。主要是税收随经济的增长、衰退而自动增减，从而减轻经济周期的波动，即在经济的繁荣时期，税款收入因税基（所得额与销售额）的增长而上升。但税收的自动增长又使经济扩张趋于缓慢；在经济萧条时期，税款收入因所得与销售的减少而自动下降，但税收的自动减少又使经济活动的收缩趋于缓慢。所以，即使在经济上涨或低落时期税率不变，税款收入的自动增减，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经济自动趋于稳定。 　　“相机抉择”作用又称“人为稳定器”作用，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不同状况相应采取灵活多变的税收措施，以消除经济波动，谋求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因此，当经济不景气时，应实行减税政策，以鼓励投资，稳定就业水平；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则应提高税率，防止私人资金的过度投资，爆发危机。 　　为了便于相机抉择“人为稳定器”作用的发挥，税率调整程序应当灵活简便。令人遗憾的是，在 目前 的税收立法模式下，税率一般都是在税法条款中加以规定的；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我国法律制度从效力层面可以简要划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4个层面，其制订权限分别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政府）。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狭义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在当前企业所得税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情况下，亦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修改权，由于全国人大立法程序较为复杂，要想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整税率来调控经济景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按照法律修改程序完成法律修订调整税率之后，宏观经济形势很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亦即法律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可能使我国丧失了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应变能力。并且，法律频频修订，也有损法律权威。由此，要想让税率能够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就必须赋予目前《企业所得税法》立法中的有关“税率”的条款以适当的弹性或者灵活性，不必苛求“一率定死”、“一率不变，确保十年”，在税收立法的技术层面上可留有必要的余地。 　　 　　 企业 所得税率采用灵活确定方式的建议 　　 　　要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