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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辨析 　【摘要】虽然詹森和麦克林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所有者—经营者和所有者—债权人之间的两类代理成本，并在其后的研究中提出通过负债和并购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但是如何度量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是个难题。一般而言，经营者挥霍自由现金流量的情况大致有超额在职消费、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闲置）三种形式，通过对上述自由现金流量的具体表现形式来间接分析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是一条可行途径。 　　【关键词】代理成本；自由现金流量；随意性支出 　　 　　一、代理成本学说的理论基础 　　较早对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研究的是伯利和米恩斯（1932），他们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随着现代公司规模不断地发展扩大以及所有权的分散化，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存在着一定的分离，对这些财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就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几乎没有控制权的财富所有权与几乎没有所有权的财富控制权，似乎是公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情形下，无论将控制权作为整体还是将其分割，无论它是否依赖于代理（投票）机制、法律手段，还是一定程度的所有权，控制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所有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由此而产生。 　　A.A.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1972年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中分析了团队生产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文中提出对于团队生产进程来说，一些在要素被联合投入团队生产之中，它产出了一个比分别使用要素进行生产所得出的产出总和更大的产出。这些联合投入到团队生产中的要素之间是通过契约联结的。在这个团队生产过程中如果对偷懒行为的监察是没有费用，就没有人会产生偷懒的激励。一般而言通过市场来进行监督是困难的，那么企业就是一种特殊的监察装置。此时“对生产率的计量与监督，以使边际生产率与投入的成本相匹配，从而能在企业内（比所有投入通过市场的双边谈判）更经济地实现偷懒的减少。”此时的企业不再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黑匣子”，而是一组要素投入的契约组合。 　　其后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分别于1974、1975、1976年发表的三篇论文，即《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道德风险理论与不可观测行为》、《组织内激励和权威的最优结构》，奠定了委托——代理的基本的模型框架，他所提出的提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莫里斯教授开创的分析框架后来又由霍姆斯特姆（Holmstrom）等人进一步发展，在委托——代理文献中，被称为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方法（Mirrlees-Holmstrom Approach）。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它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forcing contract）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激励兼容约束是起作用的。于是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的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在上述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基础上，詹森和麦克林于1976年以其发表在《财务经济学刊》上的代表作《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为标志建立了代理成本学说。 　　二、两类代理成本分析 　　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中，詹森和麦克林首先肯定了A.A.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然后在企业契约理论框架之下讨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产权问题，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 　　首先，詹森和麦克林对于第一类代理冲突——所有者（股东）和经营者的代理冲突（外部股票的代理成本）进行了分析。在假设企业不存在外部债券的前提下，一个拥有100%股权的所有者——此时他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即所有者——管理者（拥有股权的管理者）——将手中的一定比例股票出售给外部股票持有者，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逐渐分离，所有者——管理者与外部股权持有人的代理冲突也渐渐地显现出来。詹森和麦克林认为经营者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包括金钱的和非金钱的）可能会从事一些有损于股东财富的活动，例如个人的物质消费、过度投资、不努力工作等行为。为了减轻这种经营者对股东财富侵蚀的上述行为，委托人（股东）可以通过审计、正式的控制系统、预算限制以及建立使管理者利益与外部股东利益更为切实可行的激励性补偿制度。总之，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是有成本的，代理成本并不为零。代理成本的总和定义为。 　　（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 　　（2）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如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