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回归后的艺术反思.docVIP

　　租界回归后的艺术反思 [摘要]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两个傻瓜的荒唐事》，以“性”反映 政治 和文化，对香港租界回归后的情况进行 艺术 反思，艺术地表现了回归后的香港人的文化飘泊和文化失落，含蓄地表达了香港需要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文化关怀，以使香港人得到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关键词]　香港　租界　文化 　　 　　《两个傻瓜的荒唐事》改编自2003年西班牙的喜剧片《幸福的黄色电影》，虽然说是一部喜剧片，可是引人发笑的地方并不多，相反，看了之后，让人陷入了比同期热映的电影《投名状》和《集结号》更深的沉思。 　　这部电影很有特色，一些宣传稿上说的是剧情比原剧更符合 中国 国情，我看这个提法还要贴切些才行，应当是更符合香港区情。这部电影对大陆当前一些热门的话题进行了戏仿，如潜规则、超级女声、芙蓉姐姐、电视选秀、著名电影等进行了有限度地恶搞，使观众在似曾相识中会心一笑。但这部电影的深度显然不在这里，导演阿甘如是说：“但我们的这个喜剧，希望说到一些‘痛处’，但还能忍受。”这些痛处，是通过“性”来表现的。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是经常用“性”来对政治和文化进行影射的。对“性”如果仅停留在 自然 性、生理性或者功利性层面的解读，那显然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深度读出来。 　　性在电影中，往往是有所意指的。正如《泰坦尼克号》中的“性”是资产阶级暴发户与封建没落贵族在大革命初期因相互需要而度过的短暂蜜月的艺术隐喻，《色·戒》中的“性”是革命者与敌人之间以肉体换取情报的一场“交”易的形象展示。《荒唐事》中的性也有其独特意义。 　　性与政治相连，在中国的古诗中早已有类似的比喻。当然，我国古代的文人追求含蓄优美，往往把性写到爱情为止，而不直接描写性。因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传递信息，因文字的存留性可以反复阅读而可以给读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隐含的“性”是可以意会而不便言传的。 　　政治得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通过男女恋爱或夫妻交欢来进行表现，政治失意则以恋人分离或求偶不得来表现。唐代诗人张藉在已受皇帝委派做官的情况下，不愿受地方官的邀请去做官，乃贼《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辞谢：“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将对现有职守的操持转化为爱情的忠贞表现出来。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朝廷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用谢“爱”来表达谢“官”之意。将政治忠诚以爱情忠贞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当下的 社会 语境中，流行歌曲中所吟唱的关于爱情的歌曲，未必仅是恋人喜欢唱，其他人群也因心情相似而吟唱。恋爱或失恋已经具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凡是自身追求的理想或目标都可以用性对象来替代，因而，恋爱或失恋就不仅是原初意义的恋爱或失恋，它已经演变为自身理想或目标的实现或没有实现。 　　如果理想实现，那么情歌中所唱的一定是男欢女爱，不管歌词意思有多么隐晦或含蓄。如果理想没有实现，那么情歌中所唱的一定是恋人别离，而这时歌词往往是直白明了的。将政治理想寄托在爱情中来进行表现，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表达。将政治理想与性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表现，则是电影艺术的 现代 表达。 　　所以，《新婚指南》就不仅是一本书。它是一种特定的意指。这种意指在电影的开头很不明显，直到电影的最后我才明白。那就是女主人公小鱼给儿子取名“文化”后，男主人公文耀带着尴尬的表情说“我们终于有文化了”。这时候我才明白电影到底要说什么。 　　“文化”这名字听起来特熟悉，但当时听着觉得特刺耳。为什么呢?因为这“文化”，是自己的土地上“种”了别人的种子生下来的。如果说女人性器官常被比喻为大地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性器官则代表着一块土地。如果说权力常被比喻为男性器官的话，那么男主人公的性器官就代表着一种主权，对于女主人公身体施动的主权。妻子的性器官就是丈夫的土地。借用性生活中的一句俗话：“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犁坏的地。”可知民间是常把女性性器官比做土地的。 　　土地是有主人的。一般来说，丈夫就是妻子这块土地的合法耕种者。如果情况有所变化，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临时被别人占用，然后又回到自己手中，这种主权的临时转让，就叫做“租借”，而这块土地就叫做“租界”。这就演变为政治术语了。我们沿此思路思考下去，区别租界与被割让的领土的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 　　土地在租借时被别人种下了种子，但妻子还是自己的，以是结出来的果实具有“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