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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放船（１９７２） 　　一九七二年夏，大雨连天，金沙江水像奔腾的野马，一股劲地往上涨。据老人们讲，那年的大水仅次于一九五三年，但汛期比一九五三年还要长。 　　我们在修建电厂的工地上，因为连天的大雨无法施工，只好在窝棚中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消磨漫长的白天。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打牌闲聊，忽然，窝棚门被人猛地推开，一股凉气袭来，大家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他摘去斗笠，脱掉披在身上的蓑衣。我们忙不迭地让座，烧火给他烘干湿透了的衣服。我随手递过了正喝着的白开水，问他：“会计你还有闲心冒雨大老远跑来看我们，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笑了一笑：“哪个耐烦来看你们，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是奉了指导员和队长之命来叫你和小王回去放船。”我说：“何必呢？家中不是有好几个船工吗？你也可以去嘛，是不是你们都怕死？”他说：“并不是怕死，水太大了，有些人不会水性，叫你俩回去。”“这么大的水，放什么船！”我说。“你别那么说，这次放船是公社革委会命令的，我们只能顺从。”“命令？”我愣了一下，“有什么事这么严重，非得这大水天去行船？”“你不知道，县里正在开献忠会，公社食品组在沿江一带收购了七十多头肥猪，对门县的公路石门关一带被水淹了，没法运往县城，猪已死了好几头，剩下的必须在三天之内运到下桥头食品站再上车拉到县城，所以公社叫我们队用船运往桥头，你俩必须今天赶回家，明天就出发。” 　　当时整个县能够完成上交任务的只有我们江边两个公社，其它公社是山区、藏区，根本不能收到这么多的肥猪，所以上级也十分重视。 　　下午四点左右，我俩同会计只好冒雨从工地往家赶，道路泥泞不堪，十多里路将近走了四个小时。到家已是掌灯时候，家中晚饭也吃过了。我母亲炒了一碗鸡蛋饭给我，在当时这已是相当不错的伙食了。八岁的小妹望着我直吞口水，我把鸡蛋挑出来给她，她害羞地坐到一边去了。 　　正吃着饭，队长到我家说：“吃完饭到队里开会，商量给你们船工开伙食补助。”我说：“等等，我吃完饭一同去。”说着几口就将饭吃完。这时雨渐渐小了，变成了牛毛细雨，我用柴刀劈了几块松明燃起火把照亮，就同队长沿着弯曲的稻田埂到队部去了。 　　熊熊的火塘边已等着六人，有我们放船时加封的王船长、老张、小李、老九和二王兄弟俩。我问：“黄指导员呢？”队长说：“他到大队革委会开会去了，不必等他了。”因指导员未到场，我们倒还减免了一些例行的惯例，像开会前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船老大说：“队长，这满架水，可能七人不够。”“还有老吴，没有通知他开会，也叫他去。”队长说。这老吴，大约五十多岁，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七年任过一年伪县教育科长，一九四九年参加地下党，在金江特区工作过。由于成分是地主，加之历史问题，在一九五七年下放干部中被送回老家务农，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能幸免。生产队的重活、脏活都有他的份，并且每个工只给七分工分（别人十分）。有他同去我们都很高兴，因为烧火做饭都是他的份了。 　　队长说：“明天一早你们派两个人来叫保管员称给你们补助粮，照过去一样每人十斤。”船老大说：“今年不比往年，在这满架水放船，可能上航时要多拉几天，能不能多给点？”队长沉吟了一下道：“好，那每人再给加两斤，够了吗？”我们忙说：“够了，够了！但每人需要借支二元钱买烟抽。”队长答应后，大家又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阵，各自点着松明火把回家了。 　　第二天雨还是不停，我们叫老吴和老张去队部称补助粮和预支每人二元钱、一饼下关茶厂出品的“中茶”牌砖茶。我们带着行李和自备的口粮到江边等候。到了江边，见到船在两天前就被在家的几个船工打扫干净，帐篷也扯好了。等了二十来分钟，称补助粮的老吴和老张也过来了，我们就准备出发。 　　巨甸至下桥头这段江面较为平缓，是金沙江在虎跳峡往上江面惟一能行船的一段航线，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就被丽江地区派修江队疏通过。我们的王船长当时就是航运队员主力，对船道了如指掌；我们几个船工又有多年的放船历史，所以行船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从我们生产队到公社所在地有十三公里水路，是逆水行船，枯水季节一天就可拉到，但在满架水可能需要二至三天。因为在岸上能拉纤的地方太少，沿岸又有许多杨柳，灌木挡绊，只能用挠钩和撑杆拉着、撑着往上慢慢行船。 　　雨还在下，我们把帐篷拆了盖在行李和伙食上，每个人都套着一条底部打通冒出头，两边开口伸出手的日本尿素口袋。我和小李提着挠钩，二王每人一根丈二长的撑杆，老张和老吴划着桨，王船长掌舵。我和小李轮流着看准岸边树杆，用挠钩拉着向前。二王用撑杆在船头撑着走到船尾，又马上跑回船头，反反复复操作。掌舵的注视前方，这样一尺一尺地往上移动。 　　往上走了五公里，江东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划到江西往上撑。又往上走了两公里，天色晚了，我们就扯帐篷做饭、过夜。第二天清早，老天有眼，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