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　慈善事业制度化探索.docVIP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　慈善事业制度化探索 　　整理/李淑敏 　　 　　作为公众人物和明星,她给多家慈善机构形象代言;作为一个普通人,她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这就是杨澜! 　　 　　从最初感动了就捐钱,到辞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商业职务,转而设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杨澜已经用一种理性成熟的方式将慈善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 　　 　　“回想跟慈善事业接触的这几年,我对慈善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一开始只是偶然接触到这个领域,后来作为公众人物参与越来越多。过去我们总认为,做慈善需要的是一颗善心,很多人把它看成一种一时兴起的投入。但是真正上升到慈善事业的层面,它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商业上成功的运行模式。” 　　 　　杨澜自己说投身慈善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在杨澜的计划中,用自己的财富来做基金会,期望着像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建立自己的模式,长期关注某些领域。 　　 　　 “在我组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把爱心、感情冲动变成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杨澜说,“细水长流地捐,不知不觉中就积累了很多的资金,这些资金就足以让一个基金会有一个相当大的量来进行管理和运作。” 　　 　　作为慈善机构,光有爱心和奉献精神是不够的,因为慈善机构的目的是非营利的,但是其运作效率并不应该比商业机构低,而目前国内的多数慈善机构的效率比商业机构低得多,所以在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里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资助北京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来开办中国慈善机构和公益机构的高层管理培训班,研究涉及怎样筹款、怎样管理资金、怎样评估项目效率。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1997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杨澜首次接触慈善,“希望工程”的人找到杨澜,让其担任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也非常注重国内“希望工程”的进展,因为海报中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次合作,杨澜的工作是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在上海录制了两个多星期后,“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从此杨澜便与慈善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杨澜将《凭海临风》的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其中10万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当助学金。另外20万,她跑到大别山等地方去采访,做了一组电视专题片向海外介绍希望工程,并邀请联合国的有关官员来中国考察希望工程。 　　 　　那段时间的实地采访让杨澜开始更深层次地思考慈善。以前她没有想到NGO人的工作是非常琐碎艰辛的。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同时还要做好人事沟通,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采访过程中,杨澜发现人们只是关心怎样把善款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却没有考虑到慈善组织该怎样生存。其实对于慈善机构来说,他们也一样付出了人力、财力,生存很不容易。 　　 　　杨澜认为,帮助和关心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NGO人士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受助人是否愿意接受捐助,同情和过度的给予并非真正的帮助,同时受助人及社会人士也应该认同和理解NGO。 　　 　　慈善事业的制度化思考 　　 　　由于杨澜夫妇在公益活动上频繁露面,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他们,和各类慈善组织接触多了之后,杨澜开始思考目前慈善事业的状况。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杨澜曾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多次筹款晚会的活动,现在与国内一比较,她发现海外的慈善组织,都有很细的分工,而且长年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如乳腺癌、心脏病等。慈善在国外是一种高尚而有力量的传统,那些筹款晚会聚集众多国际知名人士,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和重量级的获奖嘉宾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每个参与者都在精神和社交层面上颇有收获。颁奖过后,晚会有一系列的拍卖、捐赠活动。这些晚会让杨澜意识到,良好的制度才使得公益事业持之以恒。更让她感兴趣的是,一位美国电视界的元老,用自己的捐款在哈佛大学成立了非营利机构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和教授公益机构的管理,她不禁感慨原来慈善不仅是一种善举,也是一门学问!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说:“原先对慈善事业的零星感受,现在要变成制度层面上的思考和建议了。”和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长年接触后,杨澜发现对中国目前的慈善机构来说,要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只有遇到海啸、地震等灾难性事件,人们的同情心一热捐款才会增多;NGO人士虽然都善良、富有责任心,但是没有进行过专业素质方面的培训,普遍缺乏金融、商业运作知识。杨澜越来越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