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研究.docVIP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研究 从考古学上进行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需要超越物质文化层面的认识论基础和考古人类学的视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八种模式，这些边远地区串连而成的四条考古学文化地带和民族走廊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表现出显著的历史意义。 　　 　　“汉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研究和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课题承载的内涵之丰富厚重，以及涉及领域之宽广宏阔，实在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只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对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 　　“汉文化”与“汉文化的形成” 　　在“汉文化的形成”研究领域，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地不爱宝，新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的新材料还有可能引发知识体系的更新，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份量还会加大。就谨慎的考古学者而言，一是对于“汉文化”的概念和“形成”的标志理解不统一，二是对于运用考古学材料直接探讨汉文化形成的有效性抱有疑虑，因此其注意力和相关成果仍然集中在考古学意义上的资料分析和研究方面，多数人并不愿意付诸笔墨去直接讨论这类容易流于空泛的话题。不过，考古学者对于“汉文化形成”的关注和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 　　考古学者的一般思路，是认为“汉族的形成”与“汉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视为汉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考古学上，或许可以将各地尤其是边远地区汉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最终趋于一致与汉民族的基本形成相联系。这一过程的完成，一般是在武帝以后。解释这一过程，将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与西汉中晚期两个阶段的墓葬材料加以对比便很能说明问题。 　　这一思路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容易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但是进入学理层面，难免有人会追问，“能否界定出秦汉的汉族”、“什么是汉文化”、“如何看待边远地区汉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考古学表现”这一类问题。而且，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是否基本一致？若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民族学和考古学上的基础问题未必有定论，经常是各执已见——越讨论越糊涂。尤其是置放在西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宏大空间场域、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这样考虑问题有些简单化。 　　在有些历史学者看来，汉文化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①这一概念是否精到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较为丰满。的确在考古学操作层面，至少可以牵连出汉代疆域范围、汉代纪年范围、汉城、汉式墓葬制度（葬俗、葬式、棺椁和随葬器物）、汉式器物、汉陶、汉字（碑刻、铭文、印章、封泥、榜题）等一串相对客观的标准，关联性更强，观察点更多。但是本质上仍然不能完全回答类似的诘问。 　　文化其实是联结世界的途径。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意味着边远地区与西汉帝国成为一体，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意味着边远地区已经建立起西汉帝国主导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西汉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些内容，都可以放在“统一”的维度上来考量。葛剑雄先生认为，“统一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②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研究中，这种考量相对超脱出物质文化的束缚，提供出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也可以说，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就是对当地前期政治体系的整体否定。还应该认识到，汉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汉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会有许多阐释空间。 　　“汉文化形成研究”的研究视野 　　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研究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考古学操作层面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考古学文化中汉文化因素的绝对数量，以及前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是否被整体性地颠覆和替代。还需要考察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诸边远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不必然是选取西汉武帝的时间截面。依据这些认识，我们将西汉边远地区划分为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沿海八个区域，从考古人类学上分别讨论各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将此八个地区串连成一个整体的“华夏边缘”，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汉文化形成”的整体格局和历史过程。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区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③这种史前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深远地影响着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六大板块和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