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析哲学理论在专有名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docVIP

　　论分析哲学理论在专有名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论分析哲学理论在专有名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分析哲学从渊源上讲，是因剑桥大学的罗素和摩尔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不断抗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美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角地位。因此，在论及20世纪的哲学时，冯赖特(G.H.yon ichael Dummett)就把分析哲学定义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而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思想的全面考察。 　　从前人对翻译所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翻译转换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还包括语言的意义。雅各布逊(JakobSOD)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语言符号进行阐释。莱万德夫斯基(Lae)，是专指包括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名称的一类词。专名与概念词(concept dash;弗雷格对专名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在《论意义和所指》一文中，他从相等(equality)出发分析了指称问题：a=a和a=b显然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陈述；a=a是先天有效的，(康德称之为分析的)，而具有a=b形式的陈述则常常包含着对我们的知识极有价值的增益，而且不可能总是先天地确定的。按照弗雷格的观点，专名不仅包括亚里士多德、晨星这些狭义的专名，还包括它们各自的摹状词。专名的指称是它所指的对象，而专名的涵义则是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即与该专名相关的摹状词。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涵义比它的指称处于更根本的认识论地位，人们是根据名称的涵义去确定其指称的。指号与指称的关系则是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是不只有一个指号。由于弗雷格并未把指称和涵义区分开。因此，上述的摹状词也被他列入专名的行列，这就使他的指称理论受到很大的限制。 　　罗素则强调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指出：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记号，直接指向某一个体，这一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具有其意 义，与所有其他字的意义无关。摹状词则与之不同，它并不直接指示某一个体，是个不完全的符号，它在孤立状态下并不具有意义，其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从各个词的意义产生的。罗素通过实例进一步论述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的命题不是相同的，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词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个命题也不一样。罗素认为：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可以用一个相应的摹状词来代替它。他说：几乎所有看来是专有名词的都可以这么考虑。将专名等同于摹状词，实际上是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其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成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致命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等人又提出了簇摹状词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一系列摹状词的缩写，避免了将专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的局限。摹状词理论显示了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强调了自然语言结构与逻辑命题结构的差异性，扬弃了肯定虚构事物的本体论，指出专有名词是实体的灵魂，被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哲学分析的楷模。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但并不是缩略一个摹状词，而是缩略一组或一簇摹状词，专名的指称就是由这一簇摹状词决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涵义就是由描述其区别性特征的所有那些限定摹状词的总和构成的。这种替代的方法避免了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缺陷，得到了多数哲学家的赞同。但是，在克里普克看来，无论是摹状词理论还是簇摹状词理论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部分的修改和变通不能完善这种理论，必须将它们彻底推翻，名称的意义必须用另一种理论历史因果理论来说明。 　　克里普克对历史上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摹状词理论既不能作为专名的意义理论，也不能作为专名的指称理论，认为语言哲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区别用摹状词给出意义和用它确定指称，表明其作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区别。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只有意义没有指称，进而对意义概念进行了消除，批判了意义以及作为其不同形态表现的内涵等概念。克里普克指出，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都是非严格指示词。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专名仍然指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则不同，它在现实世界里指称的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时，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不一定是指称亚里士多德，也有可能指称的是另一人。可见，一个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