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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唐代乡村社会中的社 【 内容 提要】唐代乡村 社会 中，社与官方的乡里组织相互补充、相互依托，一方面，乡里政权希望通过社这一组织来弥补自己统治中的不足，以此约束民众，稳定一方局势；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里组织的支持。社有成为乡里政权在 经济 、思想、 政治 、组织上控制人民的辅助手段的倾向。 【关 键 词】乡村社会/民间私社/乡里政权 【 正 文】 　　社在唐代乡村社会中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与官方的乡里组织互相补充、互相 影响 ，是乡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对这一 问题 展开论述。 （一）唐代民间结社存在与 发展 的条件 　　 中国 古代社会，乡村一家一户为主体的 自然 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乡村小农经济的弱小与脆弱，决定了他们在赋敛、徭役、动荡、高利贷盘剥以及水旱凶灾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为抗拒种种的天灾人祸，相互间的经济互助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中国民间一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的互助之风。王梵志诗云：“邻并须来往，借取共 交通 。急缓相凭仗，人生莫不从。”（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就为社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就唐代情况而言，也是如此，试述如下： 　　第一，因受田不均及租赋的苛重、高利贷的盘剥等三重剥削，农民的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即使在平时也难维持正常生活，生活质量较低。 　　参照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可对唐代农民生活有一大致了解。天宝时，有一个主要劳动力的五口之家的农民，有田约三十五亩，按当时通常产量，每亩年收一石，则三十五石粮食将是一个普通农民全家一年的开支，这其中要包括全家人一年的最低口粮约二十七石，其余五石用于交纳租庸调，约一石四斗交纳户税、地税，所剩一石六斗则是全家一年的衣物用度，即使按最低要求，单衣每人年需一套，冬衣三年一套，不戴头巾，不穿鞋子，还入不敷出238文， 这里还没有算上炊具、农具等必需的费用。可见，只有在好年成的情况下，唯有省吃俭用，才不至冻馁而死。 　　由上可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正常情况下，要维持一年的正常生活，是极其艰辛的。再假使家中发生重大事故，如遇上天灾或死掉耕牛，那就不堪设想。到唐朝中后期，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农民随时会受到额外的勒索、摊派，负担也就更加沉重，温饱都不能解决。王梵志这首诗就描述了农民在纳税之后的悲惨景象：“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科来，牵挽我夫妇。妻即无褐裙，夫体无裈袴。父母俱八十，儿年五十五。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男女一处坐，恰似饿狼虎。粗饭众厨餐，美味当房去。努眼看尊亲，只觅乳食处。”（注：《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好告贷富室之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重剥。唐时的利率一向很重，官方限制年率就达50％，乡村富饶之家，乘人急切，更是征重利，勒索农民。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米谷以维持生活，归还时却需要还钱，因农民手中无现钱，就必须贱价卖谷，但 农村 市场一定是操纵在少数地主、商人也就是债主之手，他们不免要上下物价。如果农民到时还不上借债，也就免不了剔屋卖田、卖妻鬻子，以致家道悉破，流散四方了。而乡村小民中，尤以婚丧为大事，以丧葬来说，唐流行厚葬，为此“生业以之皆空”，“人户贫破，抑此之由”。（注：《唐会要》卷三八《葬》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除此之外，农民家中当然同样还有送往迎来、立庄修舍等，在衣食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这些支出费用更无处可出了。所以，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对付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民间的互助性结社显示出其积极作用。从投社状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入社人一般都称自己“生居末代，长值贫门”，（注：以下未标明（二）社与乡里的关系 　　唐代乡村中的社尽管是民间组织，但它不可能超脱特定的 社会 条件。它虽然不是官方乡里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又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简言之，一方面，乡里政权离不开社，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政权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从 经济 上来说，社是作为经济互助组织出现，其活动也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如前所述，它帮助社人解决婚丧大事，共同面对官府的税收，共同抵御天灾人祸，而社条也把经济互助作为一种社邑应尽的义务，由此以互助形式联络了同一地域乡村贫民的感情，养成乡里互助之风，从而给乡村社会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社的这种经济互助活动也是对朝廷救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它安抚无力交纳国家税收而逃亡的小农，起到维护传统小农经济的作用。 　　社司在进行经济互助的同时，还经营着一种宗法职能，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 内容 纳入社约，使社的活动无时无刻不贯穿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