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派培育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docVIP

　　论学派培育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 论学派培育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 在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明确规定，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和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活动为学科建设的两项国家标准，意味着学科构成的必备元素之一就包括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即学派[1]。学派是在同一学科中，因为持有共同的学术见解、学术风格、学术利益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正是不同学派之间基于不同学说、不同观点的竞争、融合和更替的过程。学派形成既是一门学科理论研究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停滞之后，开始踏上了艰难的重建之路。随着学科的重建、发展、转型与成熟，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使命更为重大，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范式更趋复杂，研究理论更趋创新，仅依靠个体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学科学术研究要求，迫切需要形成众多学派，汇聚集体智慧，组织集体攻关，从不同角度为学科建设积淀深厚的理论基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派的创生、发展和丰富，有利于建构起一个兼容百家、学术争鸣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的繁荣兴旺。 　　 　　 一、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学科情结 　　 　　 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学科能够界定出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定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2]。学科是学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学科成熟具有四个标志：特有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范式、特有的理论体系、特有的研究主体。学科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研究主体努力作为的结果，包括确立并遵循特有的研究范式，对特有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分析、归纳，提炼出特有的概念、范畴，建构起特有的理论体系。学科形成后，原有的学科内容、理论和方法等又不断面临着更新，甚至新兴学科会从中出现，学科发展逐渐趋于成熟。由此可见，学科发展除了受外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外，同样离不开研究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研究主体既包括单个的研究工作者，还常包括汇聚成群的学术派别，特别是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及在探索性大、理论性强的学科领域，学派出现的身影鲜明而频繁。学派拥有自建的研究范式，通过集体的智慧合作，推动学科知识的创新和积累。学派与学科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学派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原有学科进步的源泉，又是新兴学科萌生的土壤。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有着浓郁的学科情结，学科发展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的20世纪初。1916年，中国的第一个省级职业技术教育学术研究团体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成立，1917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中国第一本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与职业》创刊。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充分借鉴西方职业技术教育学基础上肇始起步，在学科的外在建制和内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涌现出一批先驱人物，包括黄炎培、张骞、郑观应、陶行知、陆费逵、蒋梦麟、庄泽宣等。 　　 改革开放以后，职业技术教育学在学科外在建制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即在1983年，职业技术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而获得行政上的合法性，标志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正式形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形成后，在话语体系、研究范式、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等诸多领域还与成熟学科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的依附性还比较明显，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属下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已毋庸置疑，但其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却不是十分凸显，学科发展的主体意识还没有充分觉醒，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母体教育学或其他学科的移植和借鉴痕迹还比较浓重，此外还有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学的依附性，中国本土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化改造程度和改造水平尚不尽人意；二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的外在建制已近乎完备，但其理论知识基础还未夯实，核心概念界定尚不清晰，理论体系随意性较大，在教/学什么、怎么教/学及谁来教/学等基本问题上还不能明确做出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的回答；三是学科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走的是实践总结和理论借鉴的道路，学科形成时间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并受制于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水平和相关学科发展水平，其研究人员或是来自实践一线的行政领导者和教育管理者，虽然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不足，缺乏专业背景和学术规范训练；或是近年来新加入的年轻研究人员，虽然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条件和较为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很难产生对职业技术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解决上述学科发展困境，有必要加强学派培育，以此增强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