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是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docVIP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这一点从上述企业的主持人或创办人身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缺乏手工棉纺织业主经历的业外者创办的，有官僚、士绅、买办、商人等，却没有棉纺织业手工工场主身份。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 社会 经济 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 工业 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 民族 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 投资 设厂热潮的重点，据 统计 ，”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9]。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两栖”行业，”纺”与”织”两个环节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中都存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以”织”布为重，以”纺”线为次，初创时期的民族纺纱业在1894年的产量仅34.2万关担，手纺纱则为469万关担，到1913年，国内机纱产量达858万关担，土纱产量进一步减少至88万关担，但并未完全绝迹，其主要 市场 局限于 农村 土布用纱领域，约占农村土布用纱总量的24.06%。同纺纱业相比，机器织布业的发展迟缓得多，1894年，国内机制布仅539万匹，占全国棉布应有产量的0.79%，1913年，国内机制布产量增长到1756万匹，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仅为2.26%，直到1936年，国内机制布才增长到4097万匹，为棉布总产量的45%[10](p319-320)，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并存的棉纺织业中，依然是手工织布与机器纺纱相互依存的格局。 如果说传统手工织布是在家庭中与手工纺线紧密依存而得以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手工棉织业则是在市场中依靠机器纺纱业而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手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新形式的手工棉织业在原料来源上多大程度依赖于市场呢？据吴承明先生估计，机制纱在手织布用纱量中的比重，1894年23.48%，1913年72.88%，1920年54.82%，1936年78.34%[11]，其间虽有反复，也还有一部分手织布依然以手纺纱为原料，但手工棉织业与市场的联系却是日益紧密，这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手工棉织业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产品的区域外市场的开拓，以20世纪初年出现的乡村手织业经济区为例，1916年高阳织布区改良布匹的总销售数量为1688500匹，销售价值[12](p382-383)，到1929年，高阳布匹产量达到3000000匹，销售价值[13]。这些产品大部分销往高阳以外的全国各地，1926～1929年间，产品市场”除在河北、山西、河南，有少许的发展外，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也变为高阳布最有希望的市场了，甚至更扩张到广东以及南洋的新加坡一带。此外在陕甘一带和东三省的市场，也有显著的发展”[14](p233)。宝坻织布业最发达的1923年所销售的布匹总计为4589000匹，价值，其中销往热河地区的布匹占总数的72.5%，占销售值的61%，其余则销往东三省、西北以及河北本省[13]。其它织布区如山东潍县、江苏通海、广西玉林、河北定县等都以区域外市场为产品销售大宗。 二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建立的一种探讨手工业经济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把现代工业化的 历史 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为我们研究手工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原始工业化是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原始工业化是指机器工业生产以前的手工业的发展，但它与传统手工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首先，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生产，目的不在于家庭自给，主要不再依靠当地集市、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而是为本地区以外的市场、甚至是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其次，原始工业化与 农业 商品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家庭的手工业在劳动形式上与旧式手工作坊不同，带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奏，在农闲或农业生产淡季从事纺织、编织之类的工业生产，家庭就是工作场所，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原始工业化论者认为，早期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转化的内在动力是 人口 压力。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虽然学者们对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代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争论激烈，但都肯定棉纺织手工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迹象，棉纺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是在民族机器工业产生之后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