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完成向市场的过渡是.docVIP

中国正在完成向市场的过渡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正式开始于1978年。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与东欧与独联体的改革显著不同。20年来，中国让文化大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但并没有为一场变革进行任何准备。中国没有像东欧那样渴望变得和西欧一般无二，而且越快越好；中国也没有面临需要进行立刻而根本变革的经济危机，而只遭遇到对现有增长速度的不满。这是一种日渐强烈的不满，部分出于对自己的近邻国家远远好得多的经济成就的日益认识。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和以后的15年里一直牢牢地执掌政权。邓小平与他的前任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着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的强烈愿望。不过，在邓和他的同事们手中，并没有经济改革蓝图。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改革采取逐步渐进的方针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是“大变革”的信奉者。毛的继任者们愿意尝试几乎一切方法——只要可行。他们还意识到一些部门，尤其是农业和外贸，比别的部门，诸如工业，更需要改革。毛对外国技术和产品的偏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78年人均粮食产量与1950年代中期相同。后来的这些观点导致了对经济改革顺序的安排：将农业和外贸放在首位，然后才是工业。在改革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从来不认为他们正朝着一个全面市场制度的目标迈进。 　　中国磕磕绊绊，但终于摸到了一块石头：一个被证明是极为成功的经济策略——把一个苏联式中央集权经济体制转变为1990年代初的主要由市场来支配的经济的策略，且不管推动这一转变的某些市场机制可能受到怎样的扭曲。始于1978年12月，此后也一直没有停顿过的经济改革之成功不容置疑。14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递增8％以上，或者说人均大约7％。虽然8.8％的GDP增长率与真实情况相比，也许略有夸大，但是毫无疑问，增长是迅速的。这个比率大约是过去20年（1957～1978）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两倍。（注：中国1978年前的物质生产净值指数主要根据1950年代的价格计算，后者过于着重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因此夸大真正的物质生产净值。我重新用1978年的价格作为基础计算了1952～1978年间中国的物质生产净值指数。重新估算得出1952～1978年间4.8％的物质生产净值指数增长率或在1957～1978年间每年4.2％的增长率。） 　　对外贸易状况甚至更加不同凡响。在1970年代，中国的出口每年仅增长3.4％。在改革的头10年，实际的增长率提高到每年14.1％，且出口的70％是制造业（到1988年，石油和矿产品的出口，已由1980年以前占出口总额的25％下降为8％）。 　　中国出口成就之不凡部分是由于改革，但它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东欧、俄罗斯和越南的改革相比，中国是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出发来开始它的改革进程的。经互会的解体迫使这些国家放弃了他们相互间的许多市场，而将其贸易方向重新转向西方。中国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经过了类似的过程，对经济有了很大的破坏；但到了1978年，中国早已完成了这一调整。与自己在1960年或东欧在1989年以后的形势不同，中国在1978年没有需要偿付的外债。1978年开始改革的另一个大为有利的条件是，当时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多少受到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改革不必从一项稳定的通货计划开始。 　　 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和中国农村社会的非集体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全体会议刚刚闭幕，二级农作物和农户自家饲养种植的产品的市场就放开了。农村贸易集市在1978年之前其实就已存在，只不过其运作一直处在紧紧的控制之下而已。直到1985年，国家还在对主要的农作物如粮食保持近乎全面的贸易垄断，农民须按收购合同将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自愿卖给国家，不过，在中国“自愿”一词常带有强制的成份。到1980年代后半期，大约60％的农产品已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买卖，而在1978年只有8％的农产品如此。到了1990年，其比例已增大到大约80％；所有水产品的89％，水果的80％，蔬菜的76％，肉和蛋的68％，以及大约全部粮食的一半，已由市场提供。到1993年，已有人在说，要在今后3年内完全开放农业价格，也许有10％的县已经放开了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价格。然而国家依旧大量介入粮食贸易，收购定额难于完成，征购粮食难于以现金支付，国营粮站得不到银行信用贷款，只好给农民开往往几个月都兑现不了的白条。 　　非集体化多多少少是自发地发生的。某些省份为解决最贫困地区的问题而开始的实验迅速扩展到其他地区。对这类实验，只有下边的干部试图阻止它甚至走回头路时，中央才采取行动，发布“不要干预”的命令。到1983年底，人民公社及由二三十户农家组成的集体制单位的生产队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已不复存在。（注：从农村观点对这个过程的讨论见1980年代初在中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