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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 唯物史观取向，恐怕是欠妥的[8] 。如果说存在“食货”学派的话，那就是在陶希圣直接 指导 和影响下从事研究并持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观点的几位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9] 。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大学 法学 院建立 中国 经济 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10] 。这个“学派”圈子不大，存在时间不长，很快发生了变化和分化，有一直真诚地信仰 马克思主义 的史学界的耆宿，也有堕落成汉奸的。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至于陶希圣本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取向，也应该具体分析。陶希圣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标榜用唯物史观研究 社会 史，是否只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我们当然不能光听他说，而且要看他怎么做。现以陶氏修正“商业 资本主义 社会说”和建构“魏晋封建说”为例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知道，陶希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发表中国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战国至秦汉是奴隶社会（古代社会），魏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中古社会）。这种转变开始于创办《食货》之前，在《食货》中，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陶氏及其弟子们致力于构建“魏晋封建论”的发展轨迹。 《食货》创刊伊始的第1、2期，即连续发表了何兹全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和武仙卿的《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概要地阐述了魏晋之际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性质。以后多次发表有关该时期及其前后变化的文章。据我的粗略 统计 ，《食货》论述跨代和断代经济史的文章中，有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占1/4以上，这与陶希圣及其弟子们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魏晋封建论的构建上是分不开的。 在第1卷第6期评介杨联陞《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生产》时，陶希圣肯定杨氏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指出“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中唐以后的商业资本以城市手工作坊及定作制下的家庭 工业 为基础。前者分解小农经济，准备庄园制度的到来。后者分解庄园的生产，破坏 农村 的自给经济。这是不大能够否认的事实”。又说：“商业资本固然不能决定社会形态，它分解旧有社会形态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作用。”表明他已从“商业资本社会说”退却了。 第1卷第7期比较集中地发表关于奴隶制的文章，反映陶氏及其弟子的“学术关怀”。该期和下一期连载了倪今生关于“五胡乱华”前后中国经济的文章，陶氏对这位原来不认识的学者的文章大加推崇，欣喜地说：“两篇所指的是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假如确实无疑，则中国史与欧洲则共通的合法则性，便可树立，在社会科学上是一大贡献”。 第2卷第9期陶氏《古代社会经济》一文，是从科洼流夫等人的《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中 翻译 过来的。他说：“我译出这篇的意思，是想我们大家洗涤几样的成见，如以奴隶的数量为奴隶社会的决定条件，又如封建社会无须有奴隶社会先行等等。” 在第2卷第11期，当李立中发表文章为他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鼓吹的时候，陶希圣却发表了《战国到清代社会史略说》，把公元前五世纪至后三世纪定为“古代社会”，把三世纪至九世纪定为“中古社会”，把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定为“近世社会”。 在第2卷第12期，陶氏评介他的得意弟子鞠清远的《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说： ……客的转变过程的研究是了解中古社会的钥匙。自由人怎样依附豪宗大族，从自由的食客变为半自由的农奴，这种转变指示我们以古代社会为何转变为中古社会的两大线索之一。另一线索是奴隶转变为农奴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方面，奴隶经济仍然继续发达，一方面农奴经济普遍起来。从家长制下的家内经济，工场农场的奴隶，分田纳租的奴隶，到近于奴隶的客，分田纳租的客，趋附豪强的独立农民之客，以至于依附豪贵的士人之客，其间各有不同的关系，不是凭空想得出的…… 《食货》讨论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文章相当多，为了追溯依附性“客”出现的背景，陶希圣自己也写了《西汉的客》（第5卷第1期）、《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宾客子弟》（第5卷第5期）。 在第4卷第4期在回答李立中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看法之提问时说：“我近来的意见，以为商业资本是有分解旧社会的力量。商业资本的单独发达，也造成许多社会的特征。只是要问商业资本发达的生产基础。如奴隶工业及奴隶农场，又如独立的手工业及 农业 上的商品生产等，都要探讨和研究，才可以断定社会的性质。”这也表明陶氏的观点的变化。 在第4卷第6期题为《冀筱泉著中国 历史 上的经济枢纽区域》的一篇书评中，陶希圣说： 从秦到清的长期半封建经济论，我是提得很早的一人。但是五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