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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互联网行业“创业保卫战” 　　作为深圳一家软件服务类互联网公司的创办者，“上上下下”的房价，不仅让黄先生感到“安居”的不易，而且更加慨叹“乐业”的艰难。 　　“我最近招聘工程师，一个月过去了才勉强招到了两个人。”黄先生无奈地说，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过去广告只要在中国人才热线上挂出去，马上就会收到上百份简历”。 　　其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高房价时代正在快速稀释着深圳这座城市的整体吸引力。黄先生不久前将一部分程序开发的团队搬至了湖南长沙，“IT最大的成本就是人，搬迁的成本就是一部电脑而已”。 　　“如果成本上升到难以承受的时候，整体搬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黄先生说。 　　而这并不是个案。 　　 　　蠢蠢欲动 　　 　　徽剑是深圳市互联网促进会的发起人。今年4月，有感于深圳互联网群体的普遍焦虑，他向广东省政府发出《一个南方互联网十年发展见证者致汪洋刘玉浦等广东及深圳领导的信》的谏言信，引起一众互联网同行的共鸣。 　　此后不久，徽剑参与创建的一一个互联网创业项目――“菜鸟上网天堂”――终于在广州找到落脚点：广州天河软件园向徽剑主动发出邀请，并给予一块100平方米免费的办公用地作为项目盈利前的扶持――这大大加快了，徽剑的创业进程，在此之前，该项目在深圳筹建一年多，但因多种因素掣肘，未能成行。 　　“这个项目从去年开始做，直到今年上半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其中涉及到资金等各方面的问题。”徽剑说，选择广州并不仅仅是钱的因素，还包括开发人员的问题，“一个在广州拿三四千的人，在深圳给七八千，他也不愿意过来”。 　　徽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深圳的单身公寓的平均租金为2500元上下，而一名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在深圳可以拿到的月薪为4000―5000元左右，这将意味着，该名毕业生很难单独承担租房费用，除非合租；而同等条件的毕业生，在广州的月薪尽管只有2000－3000元，但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600元左右的出租屋――这意味着同等条件下，在广州生活、创业的成本都更优。 　　在徽剑看来，激增的房价背后隐含着深圳城市竞争力的巨大危机。 　　徽剑向记者透露，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近期考虑整体或局部搬出深圳，并选择广州、上海、北京，甚至武汉、成都、长沙等二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不在少数，“有一家叫亚洲网视的公司已经整体搬到广州了；从腾讯出来创业的王汝斌所创办的国领通讯最近也被上海邀请，正在考虑是否搬迁……” 　　另一家深圳互联网企业“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学兵亦向记者透露，成本上升正是其它城市挖角深圳的好时机。 　　身为湖北人的王学兵坦言，“我近期回了一次武汉，回来想得最多的就是成本问题。” 　　王学兵的账是这样算的：武汉光谷向他的公司发出热情邀请，给出的房租优惠价是16元／平方米，而其目前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湖北大厦的租金是70－80元／平方米。50－60元／平方米的房租价差对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投资创业的王学兵而言，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他再算了一笔账：定位在网络整合营销服务提供商的“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于2006年8月，直到今年3月才开始实现当月持平，“如果这个公司放在武汉的成本条件下运作，营收持平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年。” 　　事实上，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尴尬同样也已明显作用于腾讯、迅雷等相对成熟的深圳互联网公司当中。以腾讯为例，其近年扩建的研发中心大都放在北京、成都等高校集中的地区；迅雷公司的30％人员目前也都已分布深圳以外的地区。 　　 　　高成本的连锁反应 　　 　　事实上，由房价等成本要素上涨带来的人才磁力下降，只是引发深圳城市竞争力危机的一个引信而已，深圳固有的问题以及缺失的环节，开始在成本高压下显现出来，尤其是人才要素。 　　据记者初步统计，仅有一所大学的深圳，一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足300人，加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贡献，深圳一年总体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亦不过500人：相形之下，广州一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则超过万人――深圳的人才缺口由此可见。 　　此外，从吸引有经验的高端人才上看，深圳早年由政策红利、市场开放程度高等优势形成的“孔雀南飞”现象已经开始消逝，随着营商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了人才往北回流的现象。 　　深圳市华阳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新山告诉记者，同样一个有经验的项目经理，在深圳必须给出1万－1.6万的月薪，“这还不能保证他能买上房子”，而在长沙，同样的岗位给出8000元月薪就会“很安心地工作”。 　　黄新山告诉记者，近期他的公司获得了深圳市人事局批准的深圳市户籍指标，欲将一名工程师户口调入，但遭到拒绝，“他觉得将来不一定定居深圳”。 　　“IT公司，工程师都不稳定，互联网公司怎么能稳定呢?”大量的深圳互联网从业者都发出了这样的一声叹息。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