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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恢复枢臣副署制度及其影响 　　宣统帝登基伊始，摄政王载沣即制定了军机大臣副署谕旨的制度。前人对此研究较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对清季皇权生态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可藉此体会清季官民共同参与的宪政运动，认识西方近代政体制度移植中土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后，醇亲王载沣任监国摄政王。他虽有改革倾向，但政治经验不足，性情谦让，与慈禧的阴狠精明、善于权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其摄政权威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在光绪帝冬至奠礼仪式上，群臣跪听祭文时，侍读学士恽毓鼎发现，前列诸臣竟然有人笑语喧哗；焚化冠服时，还有轿夫拥挤猬集，很不成体统。时人明显感到“监国暗弱，不足镇压政府”。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勖与同为军机大臣的那桐，均认为载沣缺少政治经验。不能很好经邦济世，两人对载沣意存敷衍。载沣对此亦心知，“虽恶之，而格于隆裕，无如何也。”军机大臣世续在枢府碌碌随波而已，加之袁世凯结纳奕助，张之洞、鹿传霖又老迈病弱，极有“朝权移集”的危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载沣急需强化政治权威，抬高自己的地位。 　　载沣“首重大权”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御史言官的口舌作用，使其有“据实指陈”、“纠察行政”的权力。载沣为扫清障碍，便主动采纳御史建议。强化权威、修改礼仪制度与恢复乾隆年间的枢臣副署制度是直接入口。御史言官鉴于先前“礼节未宜”，奏请变通拜跪等礼节。载沣将御史们的奏折交相关部院研究覆奏，并饬令其根据清初摄政王礼节。制定相应的礼仪章程。在载沣严令督促下，有关部院衙门共同制定了《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枢臣副署制度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凡明发电旨拟在谕旨之前一行，钤监国摄政王章，于钦后一行书军机大臣署名六字”；针对外省的廷寄“拟于谕旨前一行，钤监国摄政王章，寄信前来后一行书军机大臣署名六字”；懿旨“于钦此之后一行，抬一格，监国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照前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副署制度正式施行。 　　副署制度属于乾隆旧制，原本是“恐军机处之权不重”，为提高军机处的地位，防止泄露机密而设立的制度，后被废止。其实，副署之制在1906年“丙午改制”时已被正式提出过。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权势熏炙，为达其个人目的，建议仿照西方近代体制设立内阁，以及与此相应的军机大臣副署制度。认为重大事情，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应与各部尚书共同署名；关系机密的事件，应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奉旨的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此议一经提出就遭到强烈反对，未曾施行。对此赵炳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显示出他对袁世凯用心的警觉和不满。光绪与慈禧去世后，副署制度又被提出，首倡者正是此前激烈反对副署制度的御史赵炳麟。在溥仪登基之后的第二天，赵炳麟即上奏折提出恢复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就施行过副署上谕的制度，认为现在“传谕以无考覆，前后不免参差，保人以无责成，而贤佞不免杂进，甚且善则归己，过则归君，其弊至于无所底止”，建议重启旧制，并且此制度还有立宪的性质，可以表明朝廷立宪的诚意，藉此争取民心。载沣基于强化自己权威的目的，也想借来证明“经摄政王之裁决者，非大臣所专擅，亦非内监之口传，天下之信用克坚，海内之觊觎自息”。 　　日趋活跃的立宪派同样也对副署制度有极高的期望，希望以此为契机，早日成立责任内阁以限制君权，使中国能够从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认为推行副署制度是预备立宪第一年的上佳现象。清末新政时期西方宪政思想大量涌入中土，英国“嗣位法”颁布时期的副署制度内涵早已为时人所知。现在有了与西方名称相似的副署制度，正是一个可以推进清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由于这种期望与清廷上层的真实目的并不契合，最终导致1910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议上的双方冲突。资政院议员们认为在专制政体下不能筹备宪政，若照此敷衍办下去，恐难见效。朝野上下变革的心态更是激进，认为只有仿照欧美或日本的模式，大幅度地加快新政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制度的快速变更，才可使同家富强，民族摆脱危机。于是速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便成为资政院争取的主要目标。 　　资政院常年会开始不久，在讨论“广西禁止土膏案”时，因军机大臣副署的上谕并未对广西巡抚作任何处分，多数议员对副署这一上谕的军机大臣大为不满，质问军机大臣对副署上谕是否负有完全责任，要求军机大臣到院受询：“剐署之事是否与各国副署用意相同?上代君主负责任，下对资政院负责任?究竟与各国国务大臣副署之意有无区别?”到院的军机大臣毓朗答词模棱两可：“方才这位议员所说的本大臣昕得不甚懂，是否副署的话，如果是副署问题先已自’说帖去，将来可用文书答覆。”H议员易宗夔对毓朗说，若是国会在宣统三年不能召开，就请军机大臣不必在发表的谕旨L副署。议员吴熙龄也表示，枢臣既然在上谕上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