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群星现象的启示.docVIP

湖北群星现象的启示 　　从湖北群星现象舆论生成的过程可见，网络作为各类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政府和公众意见整合和互动的平台，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而成为新技术环境下实现网络舆论引导的核心要素。 　　“湖北群星现象”特指湖北省近年来先进典型不断涌现、正面报道群星璀璨的传播现象。据有关统计，最近五年来，湖北先后有三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五人获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仅2009年以来，舍己救人的荆州大学生“人梯”群体、割肝救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蓉、接力送薪的孙家“信义兄弟”、支教贵州的大学生志愿者赵小亭等，都先后成为举国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们所表现出的英勇、母爱、诚信和奉献，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的善良和正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湖北群星现象舆论生成的过程可见，网络作为各类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政府和公众意见整合和互动的平台，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而成为新技术环境下实现网络舆论引导的核心要素。选题人性化：平凡人的真菩美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使得以往依托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生产和引导集体舆论的方式方法面临全新传播环境的强大冲击，这些冲击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普及。清晰可见的是，伴随新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一个区别于以往工业社会的全新社会结构――网络社会已然浮现，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社会不仅改变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还重新塑造了人作为社会人的交往活动，进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文化、语言和实践方式。信息技术不断提升人类传播的自由，解放人类对于“自我”的认同、“社区／群”的认同，这使得网络传播同时出现相互矛盾的双向特征：一方面，网络极大程度地实现了个性化、差异化甚至定制化的传播内容，满足人们对知的渴望，聚合社会民意，形成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传播内容则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碎片化、地域化、单一议题取向等多种特点，导致个体与社会群体间日益疏离，越来越退缩于内在世界，无法抽离。也就是说，人们在网络漫天资讯之中，往往只进行选择性地接收，只将注意力投送给符合个体需求的信息，一切网络传播行为均以自我，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集体或他人为中心。公众传播需求的颠覆性改变，对于舆论引导、政府宣传工作而言，无疑形成了相当多的困难，在诸多挑战中，首要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网络社会的舆论引导中，什么传播内容才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关注呢? 　　近年来，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的泛滥可被视为集体关注的表征之一。尽管我国政府不断出台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举措，但仍然无法杜绝此类现象的出现。这一社会问题让人们意识到，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的屡禁不止缘于其暗合了人性的原始欲望，这些欲望在道德理性的现实社会中是负面和消极的，更是违背了我国社会的集体价值观。同样，湖北群星现象也呈现我国网络社会的集体关注，但截然相反的是，湖北群星展现了当代我国的真善美，它们不仅反映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之美，更是贴合了我国社会正面、积极的集体价值观。这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网络社会的崛起尽管增添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隔阂，但却无法隔阻人与人之间的关切和帮助，这种亲近之情通过网络平台得以推广和实现，从而形成巨大的声势和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除凸显真善美的新闻内涵外，湖北群星现象还有一个值得借鉴的选题策略，即聚焦平凡人的生活细节。从搭“人梯”救助落水少年的荆州大学生到为救儿子暴走割肝的普通母亲，从完成兄弟遗愿赶发农民工薪水的诚信老板到默默支教不幸遇难的热心大学生，如果不是因为新闻聚焦，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人。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生得平凡，所以当他们以近乎本能的反应实践了内心的真善美，他们才得到了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共同关注，成为网络社会的舆论焦点和正面引导的经典案例。 　　可见，湖北群星现象的成功带给我国网络舆论引导的启示在于新闻选题应人性化，在网络社会中，这种人性化更多地来源于平凡人的生活细节，更多地体现在人性的真善美。 　　 　　传播效果优化：基于政府、公众、媒体的社会合意 　　 　　从湖北群星现象的传播过程可见，这些群星最早是作为个体的新闻事件得以呈现，其后才被上升为“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教化作用。湖北群星现象的网络传播效果之所以得以优化，究其原因，是其建立在政府、公众和媒体的社会合意的基础之上。 　　传统的舆论学认为，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的“载体”，或作为“公众的精神纽带”发挥作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成为公众进行社会讨论的平台之一，但公众无法控制意见表达的方式、载体和内容呈现，呈现出单向度的传播困境，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公众的传播自主权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