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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样本和方法在调查的3558户中,家庭户2531户,占71·1%:单身户331户,占9·3%;集体户696户,占19·6%。人均居住面积24·49m2。家庭户人口8 184人,单身户346人,集体户910人,比例分别为86·69%、3·67%和9·64%。特区内调查1 864户,其中家庭户1 356户、单身户155户、集体户353户;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3·36人,集体户平均人口规模5·90人;人均居住面积27·14m2。特区外调查1 694户,其中家庭户1 176户、单身户176户、集体户342户。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为3·00人,集体户平均人口规模为4·66人;人均居住面积21·56m2。根据2 688个有效样本(有效样本是指在所有调查的3 558个样本中,本项或相关项指标有效的样本,因为在调查的样本中存在某一项残缺的情况,下同)统计,深圳市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5·21t/月,计174L/(人·日);根据3 250个有效样本的统计,月均支付水费14·18元/人,计算平均水价为2·72元/t。特区内1257个有效样本的统计,特区内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6·50t/月,计217L/(人·日);1629个有效样本的统计,月人均水费支出17·21元/人,计算平均水价为2·65元/t。特区外1432个有效样本的统计,特区外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4·08t/月,计136L/(人·日);1 621个有效样本的统计,月人均水费支出11·24元/人,计算平均水价为2·76元/t。以上数据显示,特区内外在收入、人口、居住和用水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人均生活用水量相差81L/(人·日),相差1/3。对某一地区来讲,影响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因素是水价和收入。居民生活用水与水价、收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主要分析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需求弹性和收入需求弹性,也即定量分析价格和收入对用水的影响。价格与收入需求弹性可以从居民家庭生活需水函数估计,最常用和典型的估算居民家庭生活需水函数是双对数线性形式:[2]lnQ=αlnP+βlnS+c(1)式中:Q为居民家庭生活需水量;P为居民生活用水水价;S为居民收入;α为价格需求弹性系数;β为收入需求弹性系数;c为常数项,根据经验数据率定。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实例在我国进行大范围的水价调整时,研究用水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为制定正确价格政策和准确预测政策效果提供依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从而可能导致制定的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结果,或对政策结果缺乏预见性。价格对水资源供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居民生活用水中,价格影响着居民的用水行为和水量。在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许多用水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分析研究价格和用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认为,水价的水资源管理作用是明显的;价格机制,如超额罚款或递增水价等,能有效抑制水消费;但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用水类型以及不同的消费群体,表现的结果迥然不同。一般认为生活必需用水的水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如饮用水等,而对其它用水弹性较大,如洗车和娱乐等用水。同时各种研究也表明,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1]。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1999年,沈大军等[2]应用我国660多个城市作为样本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用水的需求函数,分析了影响需水的各种因素程度,如价格、可支配收入、人口以及地区的影响等。2000年,沈大军等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北京市工业行业用水对产值的贡献,由于受资料限制,样本数较少,但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两个因素影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是我国的外部环境,我国长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对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重视不足,因此,我国只是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条件下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二是资料问题,用户用水行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且大多只能通过实际调查获得。2004年7~10月在深圳市进行污水处理费调整时,通过问卷方式访问了3 558个家庭,收集了9 440个深圳居民的个人信息。这些数据为分析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根据这些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深圳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应用分析结果预测假定的水价调整方案的预期效果。根据深圳的具体情况,对特区内外分别进行分析。1　研究样本和方法在调查的3558户中,家庭户2531户,占71·1%:单身户331户,占9·3%;集体户696户,占19·6%。人均居住面积24·49m2。家庭户人口8 184人,单身户346人,集体户910人,比例分别为86·69%、3·67%和9·64%。特区内调查1 864户,其中家庭户1 356户、单身户155户、集体户353户;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3·36人,集体户平均人口规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