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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抗战初期中日战略研究述评 以纪念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绝好契机，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呈现出少有的繁荣景象。经过１９９６年的学术成果积淀，抗战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抗战史研究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抗战初期中日双方的战略及其演化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反映着整个抗战史研究的面貌，同时亦显示出鲜明的领域特性。据粗略统计，近年来关于战略问题研究的专题论文有十数篇，至于涉及的著作、论文则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本的侵华战略及其演化关于日本的侵华战略问题，多数学者主张“一击亡华”说，但是在理解的程度上并不一致。丁则勤认为：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方针，企图一击亡华①。程晓进一步认为：七七事变后，日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决无全面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以为通过局部化的战争，速战速决即可达到其侵华目的。于是日本确定对华战争的战略是：在一定范围内，以强大的兵力打击中国，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 实施这种战略的行动是进行华北会战。实际上，这就是以不扩大为方针的局部化——速战速决战略②。也有学者主张，日本的侵华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总的对外战略紧密相联。余子道认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基本形势和远东的战略格局、中日两国的特定国情，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建国理念，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该战略企图的次序是“先中国，后世界”，即实行对中国“中间突破”，然后“南进”或“北进”或“南北并进”③。曲家源进一步认为：日本的对华战略是它追求世界霸权总战略的一部分，是为它称霸世界总的战争目的服务的。其世界战略分为长远、中期和近期三个步骤，征服中国进而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增强日本的国力，准备与美争霸，是中期战略目标的实际内容。为此，日本制定对华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二）先发制人，实行突然袭击的闪电战，速战速决；（三）抢占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四）战略与政略相结合，一面威胁，一面利诱，争取不战而胜。各项战略原则组成紧密配合的完整系统④。通过对各个时期日本作战方案的综合考察及对日本１５年侵华战争全过程的历史透视，徐勇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由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可概言之为江海战略，即以武汉为控制中国的“大局要冲”，把武汉作为日军对华作战构想中的进攻远点，长江为其深入并分割大陆内地的基本通道，溯长江西进武汉为日军的既定战略主攻方向⑤。诸家渊力排众议，认为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持久战略相比较而言，日本并没有预先构想的“总战略”，其原因在于日本对华态度的骄狂至极⑥。至于日本侵华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的演化问题，曲家源认为：自１９３７年战争开始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是日本侵华总战略的全面展开。在每一次战役发动之初，日本的预期战略都是“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他们对每一战役所投入的兵力、海陆空等兵种的配合、战域的扩展等等，都是按照致国民党政府以死命的量度来安排的，以大兵团到处寻求中国军队主力决战”⑦。程晓的观点稍有不同：从七七事变一开始，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奋勇抗战，日本战争之初的战略意图迅即遭到失败，战争的长期化已成定局，日本被迫改变其原有战略，放弃不扩大方针。正在这时，国民政府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在上海对日作战。日本亦因十分重视上海的战略地位，遂屡次增兵上海，移主力于华东，寻求决战，占上海、逼南京，迫中国政府投降，以结束“中国事变”，达到战争目的⑧。徐勇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跨海西进、沿长江攻打武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但日本在全面攻势发动之后，迟迟未能实施对于武汉的既定攻势，其凶锋却首指华北，继向上海，再攻徐州。于是日本总体上的跨海西进，与为逐次达到作战目标而忽北忽南的战役方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关内大陆战场上扑朔迷离的多向作战行动。其实这并不说明日本放弃了既定战略。这种受形势判断和作战目标及速决企图所制约的战役性的变化，不能与总体的战略进攻方向混为一谈⑨。诸家渊则认为：由于没有预先构想的“总战略”，日本实际上的战略战术是多变的，有时也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例如“逐次增兵”上海的战术造成了极大伤亡①。 二、中国的战略及其演化就中国的抗战战略而言，诸家渊认为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①。 １ 李吉荪进一步指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不仅有明确的抗日战略即对日作战采取持久战略，且有应用得当的战术即“拖”的战术，而且作战方针亦是正确的，即由东向西、轴向攻防①。 ２ 对于上述观点，程晓认为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并在《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指出：总的说来，虽然国民政府执行的是持久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