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风格的文化研究者.docVIP

狐狸风格的文化研究者 　　网络传播是一个新的领域，涉足者基本是从其他学科转来，按照英国人以赛亚?柏林的分类法，大抵要被归为“狐狸”之属了。把学者分成狐狸、刺猬两端，这种说法本身似乎就包含了一种价值的判断――型学者嗅觉灵敏，经常游荡于各个新鲜的领域；刺猬型学者专一执着，工于自己的术业。现代社会分工细密，隔行如隔山，跨学科哪那么容易?所以“狐狸”不免受浮躁之讥了。“刺猬”无疑更合乎正统学者的形象。然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著名的文化学者李欧梵在他新近出版的两部学术随笔集里，毫不讳言自己是“狐狸”型学者，这却是为何呢？ 　　《清水河畔的臆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写的是李欧?梵先生2003年“非典”以来诸多对华人文化的观感。他分析香港之所以面对瘟疫决策迟缓，因为香港是一个“过度现代性”的社会，官僚组织过于发达，所以反倒不能及时应变；又从市民的反应想到加缪和卡夫卡，深省香港人漠视文化的根源；他谈盗版光盘，由经典的商品化想到小资的“身份认同”……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对香港文化、电影等等时下热门的话题饶有兴趣，并时时关注变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乏洞见。是所谓“狐狸”学者也。 　　而《我的哈佛岁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展现的是“狐狸”学者的另一面――一个普通的台湾青年，如何求学美国，经历物质的清贫与精神的寂寞，辗转于东西岸的数所大学，为教职和学问的双重困境而挣扎。既是一个俗世中为生计烦恼的平民，也是在思想和典籍中觅得无限快乐的不一般的学人。这象牙塔中学者的双重面貌，可亲可信。读者大可以与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对照着看。於女士是善于描摹人物的小说家，将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写得格外传神。而李先生是写实的自画像，读来倍觉恳切，仿佛一位已经退休的师长，将过去了的职业生涯娓娓道来，足以让善悟的读者领略一些治学之道。 　　作者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到美国最初选择的是时髦的国际政治专业。然而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不得要领，无奈转而申请哈佛东亚系。没想到竟在这里找到了感觉。他听从内心的判断，没有追随其时最孚盛名的费正清教授，而是另一位功力深厚，但名声不甚响亮的导师史华慈教授。一个英文系出身的台湾现代青年，自称“西化得厉害”，甚至没看过多少中文书，但在哈佛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对丰富的收藏着了迷，八年苦读，用西方理论“烛照”鲁迅、巴金等的现代文学作品，终于有所斩获，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浪漫的一代》(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当时，美国东亚学界没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眼里，以为价值不如古代文学研究，但李欧梵先生一直坚持做这个领域，后来随着学术风向的转变，终于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人物。这些艰苦而充满内心挣扎的经历启示读者，从事一个新的领域，很有可能不被人了解，需要坚持才能有所成就。而且做研究不要赶时髦，风行一时的未必适合自己；曾经的时髦可能很快会过时，而当下不被人看好的没准什么时候会时髦起来。 　　一个苦苦探询学术真谛的人，最可宝贵的是什么?是不断求知的向上的心。且不说李欧梵先生做学生时如何勤奋，一个人做到求学时勤奋不难，难的是工作后依然好学，依然承认自己需要学习。他先后在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处任教，总是说自己必须“再学习”(retooling)，因为工作与所学不能完全对应，必须一边做一边学。他说自己向同事学了很多东西，遇到什么问题就求教同行的好友，在工作中“修炼”了“功夫”。非如此焉能应对复杂的事业?虽然作者说的是大学里教书的事，但其他职业的读者何尝不是如此，看看也能受启发。 　　李欧梵先生在求学与教学生涯中，在西欧思想史、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诸领域都打下深厚的基础，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兴趣。比如他喜欢听西洋古典音乐，喜欢看电影，甚至自己拍电影。这些雅好几十年不辍。虽然旁人看来只是填补无聊时间的玩意，但是恰恰使得一个象牙塔里的纯粹学者保有丰富的心灵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所以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突然电影研究成了美国学界的流行，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当然可以指导，而且热情很高；还有学生要做关于香港文化的研究，他也可以指导，因为自己领风气之先，早就做了上海文化研究的名作《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所以，一个人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留有自己的兴趣空间，才能始终丰富多彩。他愈老愈能跟上流行，也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 　　李欧梵先生在这两部随笔集里，强调“照明”，大陆学人一般翻译成“烛照”。就是不论什么资料(文学，或是电影)，先吃透材料，然后自然地想起某个自己熟悉的而且恰切的理论，就“照亮了”这个材料，得到新的解释。这是他对香港社会、流行文化、现代文明，诸般时事都能产生洞见的关键。所以他的时髦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