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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在中国现代戏剧中的作用 　　摘要：特刊是捧角的产物。利用纸媒体的民国初年城市文化的形成、成熟，和因名角挑班制而备受关注的名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是以名角和人气演员为对象的特刊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旧派文人编写的特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注重以演员为对象的文学作品和雅集所承载的意义，戏剧家身份意识不强；第二类登载捧角团体创作的新剧简介和剧本，具有作为戏剧家的认同意识。就第一类而言，又有作为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和作为丈人群体文学刊物的同时兼具戏剧意义的特刊的区别。前者(《璧云集》、《张文艳集》)是旧派文人展开文学活动的媒介，所刊载的旧诗词多来源于对评论对象的审美性关心，这显示了民国初年的戏剧和演员还处于通过文人结社的雅兴来表现的位置。后者(《春航集》、《子美集》)除了旧诗词，还包括论理相对缜密的剧评，它们既是以戏剧为材料的文学创作的园地，又是使剧评这一新兴文体诞生、并创造戏剧言语的地方，而戏剧言语的创造是第二类型特刊诞生的前提。民国初年的特刊和报纸杂志等的剧评栏一起，在戏剧创造自身言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关键词：旧派文人　捧角　剧评　京剧　文明戏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143－08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戏剧、特别是城市戏剧越出传统祭祀戏剧的框架，在社会功能和上演内容以及剧场、剧团、演员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变。不用说，政治性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清末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民国初期的文明戏兴盛，“五四”时期对传统戏剧的批判和话剧的勃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以及在延安的京剧革命和新歌剧的诞生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和同时代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当然，如果按照向来戏剧具有的“高台教化”的传统功能来考虑的话，则可以说其社会功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城市戏剧，发生了两个不同于以往戏剧的重大变化。第一个是中心剧种从以前的联曲体的剧种(昆曲等)变为板腔体的剧种(京剧、梆子等)。这种变化意味着在戏剧界――比“五四”新文学革命早了半个世纪以上――实现了不可逆转的雅俗交替。这种变化也在将城市中间阶层吸收为戏剧观众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是西欧近代文明的流入。它几乎影响了戏剧文化的所有层面，从剧场的结构和剧本的有无到演员的服装、演唱、台词，可以说没有不受它影响的。 　　与诗和小说等不同，带有舞台演出的戏剧受物质条件的制约。正如傅谨教授所说，对戏剧来说，形式上的改革比内容上的改革更加重要，更带根本性。如果没有镜框舞台在中国的出现，就不可能有近代话剧的存在；如果没有电灯的普及，也就不会导致每天都演出夜戏的城市戏剧的盛况(由蜡烛照明的演出称为灯戏，特别是在北京，被认为是极其奢侈的行为)。 　　近年来，关注戏剧物质性方面(如剧场的结构、布景、报纸广告等)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本文手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为城市戏剧特殊产物之一的特刊所发挥的文化史作用进行进一步考察。 　　 　　一、什么是特刊 　　 　　特刊是“捧角”的产物。在清朝后半期，18世纪末徽班进京时，将各种戏剧文化带进了北京。其中之一就是“打茶围”的风俗。此后，京师士人阶层就染上了玩相公(象姑)的习气。不久，品评年轻花旦并发布排行榜的风气盛行，也刊行了许多花谱。民国成立后，花谱换个方式被承继下来，变成了仅限捧一个演员的刊物，被称为专集。后来，与专集内容类似的刊物都统称为特刊，特刊之名开始广泛通行于电影、戏剧界。本文将类似专集的刊物都称之为特刊。特刊这个称呼或许是“特别刊物”的简称，但是还没有定论。 　　特刊有以演员为对象的特刊(以下称之为“演员特刊”。专集全是演员特刊)和以公演为对象的特刊(以下称之为“公演特刊”)之别。在传统戏剧中演员特刊多，而在话剧和电影中几乎都是公演特刊。有的特刊，采用杂志专号的形式出版(特别是20年代的电影特刊)，但更多的是作为单独刊物出版。特刊是将对象演员以及公演的照片、介绍的报导、评论等编辑整理为一册的刊物，除记述戏剧相关内容之外，还会大量刊登捧角公司的广告和名人题字等。 　　关于电影特刊，张伟在《纸质媒体里的民国电影(代序)》中，已做了较好的整理，所以在此不再赘述。张文指出电影特刊的先驱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机关杂志《晨星》的专集号(1922年发行)，而真正的特刊是在1925年5月以明星影片公司的机关杂志形式发行的、有期数表示的特刊(或者特刊一语可能由来于此)。因这些记述与特刊的产生有些关联，故在此特意提及。 　　话剧的纸媒体有演出戏单和公演特刊(主要是刊行于1940年代以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了解其全貌。另外亲眼得见的话剧特刊也不多，因此本文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