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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的“中和” 　　摘要：皎然的“中和”思想是儒家“中和”思想与佛学“中道”思想的糅合，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 　　关键词：皎然；诗式；中和；禅宗；中道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59-02 　　 　　对于皎然《诗式》中表现的中和美思想，王运熙、顾易生所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1](p245-246)、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2](p347-348)等都有论述，罗根泽先生在评论了《诗式》的诸多条目后说“大体都是‘叩其两端’，希望‘恰倒好处’”，[3](p329)但似乎都言之未详。诸如： “渊源于儒家的经典”，究竟关系如何？对“中和”的追求是否仅是美学风格的追求？ 　　《诗式》并未直接用“中和”这一概念，如果算有，也许是卷一“邺中集”条所说的“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王得其中”。更多的是在具体的表达中隐含着这一思想。卷一：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 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诗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有二要） 　　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诗有四离） 　　以虚诞而为高古；以缓慢而为淡泞；以错用意而为独善；以诡怪而为新奇；以烂熟而为稳约；以气劣弱而为容易。（诗有六迷）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诗有七至） 　　正如诸论家所指出，上列数条非常明确集中地表现出皎然对“中和”的追求。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这是孔子对《关雎》表达的情感的评价，是关乎诗歌的“质”的问题，它强调的是诗歌内容要有一定的限度，体现了孔子“中庸”、“中和”思想在评论文艺上的运用。皎然最关心的是诗歌创作本身的问题，所以对他影响最大的也许应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皎然则从诗歌艺术本身的特性出发，对作者、诗歌创作、作品本文、鉴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努力寻求把各种范畴整合为诗歌艺术的和谐整体的最佳点。 　　例如“诗有四不”、“诗有二要”两条都是从作者和作品两方面来论述的，“气、力、情、才”首先存在于作者胸中，运用于创作过程，体现于作品，因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化过程。“失于风流、伤于斤斧、蹶于拙钝、损于筋脉”都是作品中体现出的不和谐，而这些不和谐是由于“气、力、情、才”运用中的不和谐造成的，因而创作中作者就要努力把握好表达的尺度，才能达到“气高、力劲、情多、才赡”的，“气、力、情、才”并非多多益善，而是需要作者精心控制，所以作者必须运用“中和”思维，调适“气、力、情、才”，使它们和谐适度，然后才能发为作品的恰倒好处，形成“中和”之美。“二要”看似重复，实则是对“四不”中“气、力”的补充，所以就成为“气高足而不怒不张，力劲全而不露不涩”，显得更全面严整。皎然这里把两方面对举，让读者从两面进行关照，从而“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我们看到皎然的“中和”与儒家的“中和”的确是相通的，都强调处理问题时“执两用中”，追求一种和谐平衡关系。 　　但我们也看到皎然的“中和”与儒家的“中和”又有不同：儒家的“中和”往往是在同质的“两”之间寻求恰当的度，皎然的“中和”还努力寻求异质甚至对立范畴的并立融合从而达到和谐，这一点最可从其诗学理论结构的建立中见出。 　　《诗式》给人的初步印象是找不到一个中心，张少康先生认为“实际上则是围绕诗境而展开的”[2](p346)；而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则说卷一“着重说明作诗的原则和方法，……这些条目一般文辞简要，内容却颇丰富，……”又说“其中‘诗有四深’是带有纲领性的一条”。[1](p331)诸家都想给《诗式》诗学思想寻找一个中心。 　　我觉得皎然正是想隐蔽这个“中心”。首先，从卷一条目的排列看，“明势”、“明作用”、“明四声”显然和“诗有四深”密切相关，但中间却夹着“诗有四不”，而“四深”中的“用事”更远远地隔于十个条目之后；与“四不”密切联系的“二要”也是被隔开的；又如，先列了“诗有五格”，后又有“三格四品”、“品藻”条又有“华艳、体裁”来评品诗歌。通观卷一诸条，几乎涉及诗歌创作、评品、鉴赏的所有方面，皎然深感诗歌艺术的复杂，同时也感到了建立理论体系和品鉴标准的困难，所以想尽可能全面公允地来建构其理论体系，同时提醒读者也不要固执一端，而应当全面认识诗歌创作、鉴赏的复杂性。因此，皎然有意把创作、评品、鉴赏各方面的内容穿插述出，把不同的标准并列并用，不免让我们多感其充满矛盾。 　　 例如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