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忆往（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４．２）.docVIP

看守所忆往（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４．２） 　　作者附记：2003年12月17日凌晨，我因为忿怒，用水果刀划伤了一个无赖的脸，当日晚被警方刑事拘留，关进了J看守所。老婆想方设法保释我，没有成功，最后法院判了我两个月监禁――“悲莫悲兮生别离”，这段日子让人终生难忘！在J看守所，我认识了许多从不曾结交过的人物，并且和他们一起度过了2004年的春节。所以后来每当我想提笔写点什么，我总情不自禁地忆起他们。 　　我们把J看守所戏称作J宾馆。当时，我们经常在里面做一些口头的游戏：先是假装告诉同监的“难友”某某，晚上要请他到黄河路吃饭，到时候会自己开车去接他；过一会儿，又告诉他车钥匙找不到了，或者说个别的理由，比如自己突然想吃白米饭就咸菜疙瘩了，总之约会取消，大家还是乖乖呆在J宾馆里。对方配合也会非常默契，也假装跟你客气一阵子，或者挖苦你两句，说你就是受罪的命，非要吃什么白饭咸菜，下次我请客，不准再推托云云。事实上，每个人都并不缺乏幽默和自嘲的精神，这也使得单调的改造生活显得不那么乏味。 　　其实也有朋友建议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毕竟自己是个记者嘛，有足够的理由记录社会的真相。不过对这类小事情我开始还有点不屑为之。我一直梦想，我的文字能让后人读到并且经常提起，为此我构思过无数大部头的小说，却从没有动过笔。因为我发现自己欠缺叙事的能力，并且随着年岁渐长，我的想象力也逐渐贫乏。原先，我曾计划把崔××的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将崔置于这个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借以考察进城农民工的各类不同的命运，但我失败了。我太想写出完美的、惊天动地的作品了，反而因此愈加无从下手。老婆知道我的苦恼，她劝我写写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必须先动手去写，才知道自己适合写什么。”她的话是对的。 　　我于2004年2月16日被法院释放。不过因为需要调整自己多变的情绪，需要处理与老婆的感情危机，所以直到时隔一年多以后，我才完成写作，对此我感到有些遗憾。而当结束写作之际，我觉得自己开始放松。我开始期待一个全新的良好的开端。 　　 　　2005年3月7日记 　　 　　崔×× 　　 　　2003年12月30日凌晨，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口一家可的便利店发生了一起持枪劫案，抢劫者旋即为警方抓获，经初次审讯，羁押在J看守所10号监。第二日，我得以认识这位“独脚大盗”崔××，他穿着黑皮裤，薄薄的，是地摊上的那种便宜货，上身也同样单薄。 　　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因为崔××老家在苏北的农村，和我操着相同的方言，虽不在一个县，也算是老乡。而且我先他十几天收监，检察院已经批捕了，资格比他老。记得当时我骂他：“你小子头脑发昏了，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抢？抢劫是重罪，你拿着枪，又是一个重罪，至少得判你十年以上。延安路陕西路那是交通要道，警察署就在不远，你不是找死吗？”现在想起来，我的话也不全对，越是交通要道，岔路越多，越容易逃跑。 　　新闻晨报就此案件的报道说：案发后，崔××承认上海的一些小型便利店夜间顾客较少，又都是女性营业员当班，尽管营业款少，但抢劫得手成功率较高，便铤而走险了。2003年12月间凌晨2时许，他携带刀具、绳索和仿真塑料玩具手枪，用暴力、胁迫的手法对静安区、黄浦区的三家可的、好德夜间便利店实施抢劫，共劫得人民币1000余元。崔××案一度引起轰动，有多家外地报纸对此作过报道，上海市公安局长在2004年第一次新闻通气会上，也曾经将侦破该案列为去年上海市警方取得的重大战果之一。 　　有关崔××被抓当夜的情形，在警方提供给媒体的新闻通稿《面对枪口毫无惧色》中，有一份详尽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不过有一点要事先提醒读者：新闻里所说的枪，即崔××当夜所持之枪，其实是一把塑料仿真玩具手枪，大概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轻易买到，也不值什么钱。我想，崔××的案子之所以被纷纷议论，应该跟这一点大有关联。崔××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有点心慌，恰逢有人进店送货，所以拔腿就往外跑，不料跑进了个死胡同，后来又撞上摩托车（新闻中说是“助动车”），划伤了大腿和手背，结果没跑掉。因为划伤了，他还向三班管教讨过几次药膏涂抹伤口。 　　那年冬天气温特别低，崔××冷得瑟瑟发抖，满手冻疮，用冷水给我们10号监的二十多个罪犯和嫌犯洗格子（饭盒）。读者可能不知道，在看守所和监狱、劳改农场一类的地方，里头的人比较强调次序，新来者必须为先来者服务，不论年长年幼。新来者饭要最后吃、最先吃完，觉要最晚睡、最早起床，谁都可以指使他干活，不如意甚至还要打。崔××第一次被收监，自然要多做一些，直到再有一个新来者顶替他。当然，以前犯过事进过号子的地位就高些，不需要轮着这个次序；如果进来的是上海人，在有的监房里也不用轮。我刚开始在10号监，那里上海人就不用洗格子和整理监房内务，后来我调到23号监，房头虽说是上海人，却没订这个规矩。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