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人地关系的历史思考.docVIP

　　长江三峡人地关系的历史思考 由于三峡工程的上马，长江三峡地区在 历史 发展 中的人地关系进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世界上的大峡谷很多，但像长江三峡这样绵延千里、两岸沉淀着五六千年人类文明的大峡谷却不多见。从204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新石器 时代 的大溪文化，从“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文人唱叹到刀耕火种的畲烟缕缕，从二千多年前的新滩滑坡到新 中国 成立后的葛洲坝水利工程，无不透露出人与 自然 在历史上的冲突与磨合，也让人们生出诸多暇想。 　　在长江三峡地区，山地占72％，丘陵占23％，而平坝只占5％左右。这些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主流和支流两岸，其具体位置大约在现在的135—175米水位线之间。 研究 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中叶的几千年间，沿江平坝台地是人类主要的生息繁衍之地。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主要县级城镇都设在这些地区，如汉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州、平都、临江、南浦、朐忍、鱼腹、巫县、泰昌、巴东、秭归、夷陵等都是如此。近来考古发掘的巴东旧县坪宋城遗址、白帝城下关宋城遗址、云阳朐忍县汉城遗址、云阳明月坝唐城遗址，都体现了历史时期人们近水而居的环境。由于环境的制约，长江三峡地区人口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从汉代到清中叶，人口一直在50万至200万之间波动，人口密度一直在每平方公里5—40人之间；而三峡地呐┮悼阎持甘恢痹?.5％—9％之间。 　　在历史上，三峡地区经历了颇具特色的开发历程：在先秦时期主要以沿江采集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以沿江水田农业、林副业为主；唐宋元明清前期以沿江水田农业、近山畲田、商业转输、盐业开发、林副业开发并重。在这几个时期，广大山地仍是森林茂密的地区。唐宋时期兴起的畲田运动，由于主要局限在近江丘陵和山地，对长江三峡的整体人地结构 影响 并不明显。在这种结构下，形成多行业并重的局面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开发格局。农业开发虽然不够精细， 经济 水平不高，整体贫穷，但沿江稻作与近山畲田配合，畲田农业在人地矛盾不突出的情况下，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产出效益。这种经济开发模式合理地利用了三峡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使产业开发与资源配置相对合理，故虽然经济落后，号“天下最穷处”，但三峡居民“未尝苦饥”，所谓“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的居民而言并不是有意识的。 　　明末清初，战乱对长江中上游的 社会 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到清初，三峡地区人口大量损耗，城市荒芜，灌丛密布，野兽横行，人烟罕见。研究表明，清初四川可能只有60万人口左右。为了开发长江中上游，清政府出台了若干鼓励移民西进的政策，如占地为己、免于起科、官给耕牛等，加上荒地对窄乡农民的客观吸引力，形成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局面，大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陕西籍移民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而三峡地区首当其冲。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农业技术层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很大。现在看来，如果这次移民高潮是以传统的水稻、小麦、粟、荞麦、燕麦、大麦种植为主，像所有亚热带山地一样，中高海拔的深丘和山地的深度开发就不可能。但实际上这次移民高潮伴随着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红薯等的传入和推广，从而使中高海拔的深丘山地的开发也提上日程。这些农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使三峡地区沿江平坝台地的居民在人口急增条件下只有向深山腹地挺进；同时对因战乱和饥荒而来的人口而言，三峡地区又具有抗损耗的免疫力，使清代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成为可能。研究表明，三峡地区在清末的人口为80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2人，发展到现在，人口已达1900多万，人口密度则达每平方公里244人左右。人口的激增反过来推进了山地开发高潮的深入，形成以旱地农作为核心的产业结构，“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所谓“必旱地皆登始为丰年”。随着大量森林的消失，多样性的生物格局也被打破，产出多样性的格局也渐渐消失，从而出现“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的局面。这种结构性贫困一经形成，一直延续至今。 　　在今天看来，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结构性调整 问题 。将“玉米、马铃薯”和山民一同请下山来，对中国亚热带山地的开发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些地区实行强制性退耕还林，不仅有利于水土保持，而且也是实现结构性调整、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当然，在 目前 ，要实现这种结构性调整，必须解决巨大的人口压力问题，这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轻易做到的。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只有三峡地区随着三峡工程的启动才迎来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人口外迁的机遇。因为，三峡工程完成后，三峡水库淹没的135米至175米水位线正是几千年来这里的农业耕作核心区，因此，三峡地区现住民的迁出可以说是对三峡地区结构性调整战略的贡献。而从历史来看，三峡地区现在的人口其先人本来就是300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