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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袁群 何国平 冯辉 高婧 【摘要】 目的 了解长沙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应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及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对长沙市6个社区460名≥60岁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33.5%，不同性别、文化、婚姻状况、职业、 经济 收入、健康自评及居住状况之间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统计学意义（Plt;0.05）,健康自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是老年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长沙市社区老年贫困弱势群体是发生老年抑郁症状的高危人群，应作为重点干预对象。 【关键词】 抑郁量表；抑郁；社区；老年人 　　抑郁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可导致严重的情绪痛苦、躯体功能下降并增加死亡危险〔1，2〕。有数据表明，全世界大约有3％的人患有严重抑郁症，10％～15％患有轻度抑郁症〔3〕，而具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比例更高。国内有关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比较多，但由于运用的方法不同，导致结果不一致〔4，5〕，且不同地方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相关因素也有很大区别。宁自衡等〔6〕对澳门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研究，并与北京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地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没有区别，但老年男性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有关长沙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本研究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长沙市5个行政区随机抽取3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各随机抽取1个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办事处再随机抽取2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100名老年人。纳入标准为：①年龄≥60岁，②属于被调查社区常住人口，③自愿参与本调查，具有正常的语言沟通能力，能配合完成调查者。现场调查634例，排除因 听力 严重障碍等原因未能完成量表者，共取得有效问卷460例，有效率为72.6%。 　　1.2 调查工具 　　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评分法及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问卷。GDS共有30个条目，共计30分。评分标准为：0～10分视为正常范围，即无抑郁症状，11～20分显示轻度抑郁症状，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症状。一般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自评状况、身体健康等。 　　1.3 问卷调查 　　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对象做统一说明后，请其自行填写。如老年人因躯体原因、文化水平等限制无法自行填写，由调查员按统一方式向其复述问卷内容并记录其实际回答。 　　1.4 统计学分析 　　将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后录入，用SPSS13.0软件，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非条件Logistic 回归等分析方法。 　　2 结果 　　2.1 老年抑郁症状总发生率 　　GDS平均（8.78±6.442）分。无抑郁症状306例（66.5%），轻度抑郁症状126例（27.4%），中重度抑郁症状28例（6.1%）。 　　2.2 老年人抑郁症状单因素分析 　　2.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460例老年人中男200例（43.5%），女260例（56.5%）；以5岁为一个年龄段，将样本人群分为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岁 5组，各年龄组构成分别为26.5%，21.3%，21.7%，16.7%，13.8% ，在婚占73.0%，丧偶占24.2%，未婚及离婚占2.8%；文化程度以小学及初中水平为主，共占50.4%，高中、大专及本科及以上分别占20.4%，12.6%，16.6%。85.2%的老人和家人居住，13.3%独居，1.5%与他人（非直系亲属）同住。 　　2.2.2 其他人口社会学因素与抑郁症状发生率的关系 　　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职业、同居人员、月收入、健康自评等分别对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女性、小学及以下文盲、不在婚（丧偶、未婚、离异）及工人和无业人员、独居、月收入低于500元、身体状况较差和非常差者抑郁症状的比例高于相应组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是否有慢性病组间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见表1。表1 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社会因素和健康因素的抑郁症状发生情况（略） 　　2.3 综合因素对抑郁症状发生率的影响 　　将抑郁与否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的性别（x1）、文化程度（x2）、职业（x3）、月收入（x4）、是否在婚（x5）、是否独居（x6）、健康状况（x7）7个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Pin=0.10，Pout=0.15），在α=0.05水平上共有3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分别是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χ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