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之下的宁静.docVIP

简约之下的宁静 　　在技术和结构日新月异的电影界，伊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得大奖，引起了全世界电影人的瞩目，如影片《生命的圆圈》获第五十七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醉马时刻》获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黑板》获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另外还有十几部影片也都前前后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如《天堂的颜色》、《苹果》、《谁能带我回家》、《小鞋子》、《樱桃的滋味》、《编织爱情的故事》、《白气球》、《橄榄树下》、《哪里是我朋友的家》、《手足情深》、《石头花园》、《静谧的生活》等影片，这些影片给中国观众以及西方世界带来了惊异与神奇。正如自信的导演马基德?马芝迪(《小鞋子》、《天堂的颜色》之导演)所言：“……每个国家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有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欧洲的意大利新现代主义和法国新浪潮，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现在取代了中国的位置……” 　　阿巴斯?基亚洛斯塔夫的“村庄三部曲”：《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活的继续》和《橄榄树下》是中国观众认识当代伊朗电影的开始，并且阿巴斯也是中国导演张艺谋比较欣赏的一位导演，其影片关于生命、人性的某些主题，以及影片的简约、自然、游刃有余的风格也让中国导演赞赏不已。但是伊朗电影家族并不只是有阿巴斯一个人在努力，而是一群人在努力。这些电影人包括：穆森?马克马巴夫(《魔毯》、《无声》之导演)等前辈级的导演，有阿巴斯及马基德?马芝迪等中坚力量，有阿巴斯的学生贾法帕纳希(《生命的圆圈》、《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之导演)以及萨米拉?马克马巴夫(《黑板》、《苹果》之导演)和巴赫曼?哥巴迪(《醉马时刻》、《风儿将带着我们回家》之导演)等朝气蓬勃的新生代导演。这些杰出的导演在伊朗革命以后，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民间的电影协会和伊朗百姓的电影扫盲运动的鼎力相助，以及东方人特有的才华和文化征服了世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西方电影界称伊朗电影为简约主义电影，伊朗电影相对于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电影，的确具有其独到的冷静与宁静，在喧嚣中保持着静观的态度，是用眼睛、心灵和行动来完成生命的意义。更少的言辞让他们充满了东方宗教的神秘感――对于话语权力充斥着当代文明而言。在电影结构中不但对白少，而且即使是很少的对白也只是简单地提问，简单地回答，仿佛使人的心灵返回到了古代纯真年代；再者，伊朗 电影的故事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首先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生活。如《黑板》中，两个背着黑板找人教书的老师，就是为了生存，教你读书，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甚至是四十颗核桃，就带领着敌国伊拉克的老人、妇女、小孩回到他们的边境线上，并且一丝不苟地依照宗教的规矩结婚、离婚，即便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存工具，那块黑板，也没有怨言，这是宗教的力量。你的国家是你的国家，我只属于这片土地。就是这样再也简单不过的故事，它并不代表着背叛，同时也不让人觉得他存着叛逆祖国的念头，在普通人民的心中，没有所谓“敌人”、“仇恨”的概念，他们只是要生存，要生活，要恪守自己的宗教原则，这是创世之初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其次对他们来说，信念就是信念。《白气球》中那个眼神忧郁的小女孩就是要买一条金鱼，就是要买那条最漂亮的、像新娘会跳舞一样的金鱼，掉在下水道里的一块硬币，一定要取出来，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做这样一件事，导演帮着她这样做了，哥哥和巴基斯坦的流浪儿也帮她这样做了。她终于取出了钱，买了金鱼。这就是忧郁、困顿生活中的一丝快乐，这一丝快乐又让多少城市人在都市的烦恼的挣扎中醒悟啊!《橄榄树下》中的那个执着的泥瓦匠就是想娶一个有文化的女子，不再使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文化，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一刻不停地做着，在影片的结尾处，在茂密的橄榄树林里，导演没有刻意安排好结局，而是把两个年轻人放到了一个镜头里，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隐喻和象征。最后，对他们来说，善良就是善良。不需有太多的言辞，只是行动才能见到人最真实的一面。《小鞋子》中，那对兄妹看到丢失的鞋子穿在更加贫穷的靠着盲父为生的小女孩的脚上时，那两双从墙角窥视过来的眼光充满了盈盈的怜悯与关怀。哥哥没有更多的言语，只是靠自己去为妹妹获得一双鞋子，这一对善解人意的孩子应了中国的古语“家贫的孩子懂事早”，可这又不仅仅只是“懂事”一个层面的含义，它蕴含着人性和宗教的力量在其中。再比如那个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的阿毅，错拿了同桌的作业本，整整一个傍晚，他都忙于在那漫长的山岭上跑来跑去，就是为了寻找同桌还回他的本子，因为同桌如果再不完成作业，就会被老师赶回家，这对于孩子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在爸爸妈妈的指责中，他不解释，只是忙完这、忙完那，再忙自己的事，当最终没有找到同桌的家，观众的心也因为这个善良的孩子多么沉重啊。可是当阿巴斯把镜头推到了阿毅的手上，他的手把作业本推向了同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