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题材演进的新型南方文化背景.docVIP

　　论宋词题材演进的新型南方文化背景 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关系 问题 ，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人刘师培著《南北文学不同论》以来，它更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然于宋词，尚极少深入、透彻的议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宋词题材演进的角度，略抒己见。 永嘉南渡以后，北方沦为各少数民族纷争的鼎沸之地，南方则成为中原文化与原生南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场所。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在自感恢复无望后，便转而忙于求田问舍，占山封泽，营建庄园，继续他们的豪强富贵生活;同时，作为异乡人，南方秀美的山川风物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于是便将由来已久的谈玄宴集风气与游山玩水相结合，作为消磨光阴的主要手段。因为已失去或摆脱了对国家 社会 的 政治 责任和人生抱负，所以他们有可能在赏心悦目的游赏中有意无意地冷却对名教、玄理的热情，而将游赏活动演变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娱乐、审美活动。此外，南方土著士族，虽于本地风光习以为常，却对北方较发达的文化、谈玄论道的机趣和做派甚至语言，不无钦羡之心，也有可能参加进来，同风合流。所以，东晋、南朝文化实是中原先进文化与本地秀美风光、和暖气候等地域因素相糅合的结果。这种新型南方文化集中表现为以舒展真率性情为核心、以体验山水审美为外壳的南方山水文化。 南方区域文化的再一次蜕变、翻新，便是在南宋。一方面，南方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 经济 保障。永嘉南渡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在战乱和天灾的双重破坏下凋敝零落，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富足。《新唐书·权德舆传》云:“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五代十国时，北衰南荣、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更为显著。北宋时中原虽然是政治中心，但南方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优势。建炎南渡后的南宋政权，如《宋史·食货志序》所云:“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即使是大一统的蒙元，亦“无不仰给于江南” （危素《元海运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另一方面，中原文明的南传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 发展 。南宋时，中原移民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在农业、手 工业 、商业和城市建设诸方面均有显著表现;同时，中原的风俗习惯和发达的 理学 、文化，更从精神文明层面 影响 着南方的民风、士风。 中原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而南方人本又比中原人少儒家礼教的束缚，心态开放，易于接受、利用新鲜事物，南方文化于是再次获得翻新的机会。 宋代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吴船录》、《入蜀记》等众多当代 仔细 分析 起来，我们说宋词是在新型南方文化的浸染下 发展 起来的，除去文化沿革、国家 政治 和地域特色这三大因素外，尚有以下数端: 第一，随着南方成为全国的 经济 重心，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南方人才日益繁盛，最终远远超过北方，而词人亦与焉。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宋代词人地域分布多寡次序如下:浙江200人，江西120人，福建91人，江苏71人，河南52人，安徽41人，四川46人，山东27人，湖北16人，湖南15人，陕西14人，广东7人，山西6人，河北28人（含占籍未详之帝王及宗室）。与此相应，南方词作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北方，于是宋词的题材和风格也就日显南方特色了。 第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对异域风情，总是充满幻想，饱览之，吟赏之，甚至见异思迁、乐以忘归。建炎南渡后，面对山河之异，一部分中原词人化悲痛为力量，戮力王室，为国事奔走呼号，希望克复神州;另一部分中原词人却只是吟赏烟霞，偎红倚翠，自我消解或麻醉。而南人虽无流离失所之苦，甚至有某种地域上的优越感，但忠君大义和 社会 责任感却可能使其中部分人在 时代 精神的感召下，投身火热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至于那些虽出身南方却宦游中原的词人，自与中原土著词人一样，都要承受颠沛奔波之苦，虽无亡家之痛，国破之恨却是一样的;又因为亲历变故，其忠君爱国的热情及其浓度，与一直在本地生活的南方土著词人当有所区别。以建炎南渡为契机，南人的轻捷聪敏、温和细腻与北人的庄重贞刚、慷慨悲壮，终于在更深层次上相互结合，南人兼具北性，北人兼具南性，殊途同归，使南、北双方词人在取材上趋于一致。而南渡后共同的 自然 环境和生活背景，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词人取材的南方性。 第三，如果说建炎南渡刷新了南、北词人的区域文化背景，并使之可能转移各自取材的兴趣;那么对北宋词人而言，其取材则更多受传统词体观念、生活阅历和个人兴趣的支配和 影响 。然而，这里要强调的则是，北宋虽定都北方，但其词体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奉《花间集》为宗，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词与晚唐五代词一样，也都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北宋词人不问南北多喜作“侧辞艳曲”，其性格中的地域差异“集体无意识”地屈从于“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比如贺铸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