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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装”的女性话语 　　【摘要】本文从古代的“缠足”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一些社会的话题,从其好处和坏处,长处和短处去进行探讨,对其中的衍生的社会话题进行描述,对其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缠足;女性话语;能动性 　　 　　长期以来,缠足在现代人眼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不仅是封建中国压迫妇女的明证,更是残暴的“畸形审美观”的体现。在古老中国的陋习――溺婴、娈童、纳妾、随地吐痰等――之中,缠足因为对妇女身体的残害及对其行动的限制,背负了众多骂名,可谓“臭名昭著,罪大恶极”。在思想剧烈动荡,各种新观念,新风潮层出不穷的时代,“反缠足”因其鲜明的“妇女解放”、“国家进步”和“男女平等”等理念,备受推崇,一时“蔚然成风”。从缠足到反缠足的转变,一直被视为中国女性从受压迫、受欺凌的“男性附属品”,成为与男性有着平等地位的“独立个体”的鲜明标志,也是旧中国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里程碑。这样的一种话语体系,极少受到人们的质疑,著书撰文将这种“缠足印象”进一步“加固”的,大有人在。陈存仁先生的《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一书,影响颇大,其中论及缠足之处,“遗臭万年”、“虐待成狂”、“荒唐无聊”之类的词句,随处可见。 　　缠足是野蛮的,放足是文明的;缠足是压迫妇女,放足是解放妇女。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根深蒂固,几乎成为“盖棺定论式的认知典范”1。 　　然而,不疑之处常有疑,美国学者高彦颐所著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 ’ 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以下简称《缠足》),试图在传统的缠足论述之下,寻找到那些被湮没、被忽视的声音,力图还原缠足的真实面目。 　　一、 国族主义与缠足光环的熄灭 　　早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China)一书中,高彦颐就对长期以来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的“五四”妇女史观,提出了大胆地质疑。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当代的中国和西方,对20世纪以前中国女性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鲁迅和陈东原等作家勾勒的关注点、价值和专有词汇中。悲惨的传统女性这样一种“五四”形象,更被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所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那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无从说起了。”2 “五四”妇女史观塑造出了根深蒂固的受害“封建”女性形象,这种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像蓝图。” 　　事实上,“五四”妇女史观在发端之初,与国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族主义在反缠足运动前期,成功地将缠足与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联系起来,使得缠足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情绪。这种国族主义叙事有着强大的威力,“它一方面微型化和边缘化缠足妇女作为行动主体的声音,另一方面将她们置放在单边凝视(unilateral gaze)之下,透过摄影和‘放足大会’等机制,公开展示她们的身体,直接或间接地指控她们的日常身体实践为国族带来厄运和耻辱。”3缠足不再仅仅是一个身体现实,更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女性声音被封装在男性改革者的视点之中,它是一种变调的声音,并非出自它体内的深层呼喊,只是其意志的灵光乍现。”4国族主义叙事的“巨型”历史,如同一个容器,将缠足中的女性声音封装在男性知识和权力精英的各种叙事文本之中。缠足成为了残酷的、父权的“旧”中国压迫下的女性的绝对特性。 　　作者首先对“缠足终结”的时间点提出了质疑。在高彦颐看来,缠足是一种普遍而又复杂多样的时空现象,其消逝的过程必然是十分冗长的。她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原先呈现统一性的“缠足”解组为三种成分,或者说,化为三种时间性:就宇宙论或知识域的层次而言,是具有文化荣耀或正当性的缠足;就风俗习惯的层次而言,是作为一种更社会实践的缠足;以及,就个人经验的层次而言,是个体体现的缠足。缠足的消逝不是一个从缠到解的过程,不会在一夕之间就从旧式生活翻转到新式生活。作者据此指出,缠足的消逝过程比那些由20世纪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所执笔撰述,带有直线启蒙观点的历史叙事显得更加复杂,而且蕴含着更丰富的问题意识。 　　在此后的两章中,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描述与分析在这种直线启蒙观点历史叙事的影响下,反缠足运动的具体图景:西方科技的应用以及反缠足团体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使得裸足的禁忌被打破,缠足影像及模型被置于大众的视野之中;放足被当作一种公开仪式,女性身体展示于舞台中央,缠足的生理学知识由此得以传播;缠足使得中国人共同背负的